旱灾与蝗灾

　　日军封锁，“人祸”如山。而大自然的“天灾”也骤然袭来，折磨着贫瘠的根据地。

　　1942年，从春天到夏天，太行山区没有一场透雨，大部分庄稼绝收。10月，129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太行分局成立以边府主席杨秀峰为主任的救灾委员会，全权指挥抗旱救灾工作，并通令：凡救灾委员会发布的决定、指示、命令，各系统各部门均应毫无条件地执行。

　　救灾委员会的第一个通令：野菜代粮，备战备荒。

　　由于缺少粮食，1943年春天，边区政府号召全民出动，采挖野菜。

　　关于野菜，大体分三类：一是树叶，如槐树叶、杏树叶、柳树叶、杨树叶、椿树叶、椴树叶，再就是核桃絮、柳絮、榆钱和槐花;二是山野自生自灭的野苗，如猪猪鬃、灰灰苗、毛女菜、杏缨菜、苦苦菜、刺蓟菜、蒲公英、扫帚苗、马线菜、山苋菜、洋桃叶蔓，还有野莜麦、蒺藜、莠草的籽粒等等;三是庄稼的叶子，如红萝卜缨、白萝卜缨、蔓菁缨、黄豆和黑豆叶、豆荚秧……

　　树皮也算是另一种野菜。灾荒年，树们也真是受尽了苦，枝上的嫩叶刚刚绽开，就被人捋光了，再努力地长，又被捋了，直到秋后也没有长满。最倒霉的是树皮了，被剥得一片一片，木质部分露出来，白戗戗的，像是死人的骨头。

　　满山遍野，都是采野菜的人们，村外采完了，远途采。山腰采完了，山顶上采。边采边吃，双手被染绿了，嘴唇也被染绿了。

　　1943年七、八月间，山里更旱，涉县的许多山庄，连野菜也长不起来了。路边的野草也被旱死，焦黄的草叶散在地上，像一摊摊尖硬的鱼刺。

　　救灾委员会组织考察，决定各地灾民集中到清漳河两岸地区采集，并指示漳河两岸群众要发扬互帮互助精神，对前来采菜的灾民给予方便，不得借口阻挠。要求各地民兵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划分采集区域，安排食宿地段。

　　八月里，秋阳下，数万满脸菜色的灾民，拉着数千头瘦不禁风的牲口，携家带口，拿着炊具，牲口背上还驮着又脏又破的被褥，从数十里甚至上百里之外荒旱的山坡拥来，在一百多里长的清漳河两岸采撷野菜。阡陌交通之上，蠕动着蚂蚁般的人群，为了最低限的生存，他们在吮吸大地乳房的最后一点营养啊。

　　饥饿至极的人们望着满地野草，眼都绿了，恨不得自己变成牛、羊、猪、驴，长出一付驴肺猪肠，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啊。

　　秋霜下来的时候，每个灾民都储存了二、三百斤的过冬野菜。

　　家家户户，房下房下，晒的都是野菜。晒干后，一堆堆地码起来，直达屋顶，像储备牲畜的冬草一样。

　　这就是他们今冬的活命食粮。

　　人与牲畜，已降为一个标准了。

　　民谚：“久旱出蝗虫”、“旱生蚂蚱涝生鱼”。

　　连续大旱，连年战争，人口流亡，土地摞荒，蝗卵孽生。尤其在黄河南岸，由于花园口黄河改道之后，旧河道一片滩涂，荒草丛生，年复一年，蝗蝻急剧孽长，如毒火燎原，逐成大害。

　　1943年4月，大批蝗虫从黄河南飞到黄河北，沿平汉线向两侧急剧扩展。

　　太阳不见了，庄稼不见了，道路不见了，爹娘不见了。

　　数以亿亿计的蝗虫们，大如谷穗、小如豇豆，有黄、绿和黄绿相嵌三种颜色，飞起来呼呼作响，如飓风暴雨，遮天蔽日，每群有二、三里宽，十多里长。一旦落地，上下相拥，厚达一、二尺，形成连绵起伏的小山包，像流动的沙丘。掉进水渠里，则相互拥抱，结成足球大小的疙瘩，随波浮沉。清漳河里，滚满了这样的虫球。

　　一起一落之间，庄稼全部吃光，树头大部压折。素称蝗虫不吃的作物如芝麻、绿豆、棉花叶，也照样吃，连苇子叶，野菜叶、野草叶也吃光了……

　　蝗虫过后，在土下留下一窝窝不易发现的虫卵，20天后便孵化出黑黝黝的蝗蝻。蚂蚁大小的蝗蝻踽踽地向一块聚拢，一会儿聚成一蛋，百个、千个、万个、千万个……最终变成几亩大的蝗山蝻海，风一吹动，汹涌起伏，犹如褐色海浪一般。

　　蝗蝻虽不会飞，却会弹跳，成群结队，大小相随，有组织性的向一个方向运动。蝗蝻几经蜕皮，颜色变幻，就长成飞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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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人饿死了，一些家里的炕上躺着两、三个死人，连埋葬的力气和悲痛的心情也没有了。

　　有不少人因绝望而亡。因无人善后，自缢者的尸体一直挂在房梁上或庭院中的树上，被风干了，被虫蛆噬咬完了，只剩下白森森的骷髅架子。

　　到处是黄蒿，从田野长到村街里，从村街里长到家院里，从家院里长到房屋里。屋顶早就塌陷了，角落里不时可见一堆堆骨头，相互缠绕，或拥在一起。无疑，原来那肯定是一家人了。

　　贫雇农们从心底里盼着减租减息，却又顾虑重重。八路军只是起义军，蒋委员长才是真皇帝。他老人家不发话，将来的政策还不是外甥打灯笼——照舅 (旧)?倒霉的最终是我们……

　　摇晃的地租

　　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是八路军带给贫困农民的见面礼。

　　二五(25%)减租，分半(50%)减息。

　　这是抗战期间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根本政策。

　　传统的土地制度、借贷制度，体现着一种赤裸裸的剥削，使得落后的农村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矛盾丛生。新政策的实行，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民，又团结了广大地主、富农，使全社会形成抗日的大合奏。

　　但这项工作推行的难度太大了。

　　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大部分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农民们已经习惯于剥削。土地租佃契约多种多样，水地、旱地又分三六九等，交租比例各不相同，但过去大致是按五五交租，即收成的一半由佃户自留，一半交地主。生产工具自备，田赋杂税双方分摊。

　　佃户们从心底里盼着能把租额利息降下来，但当八路军真正实行减租减息的时候，他们又害怕了。

　　主要是怕变天。

　　八路军不是政府军，是起义军，蒋委员长才是真皇帝。他老人家不说话，八路军在这里乱来，以后日本人退了，八路军走了，一切还不是外甥打灯笼——照旧(照舅)?到头来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倒霉的最终是我们。

　　所以，白天开会时听八路军宣传，高兴一阵子，喊一阵子口号，晚上又害怕了。地是人家东家的，如果东家不让咱租，还是活不下去。怎么办?

　　天黑了，八路军回去了，佃户们回到家后，又后悔了，睡不着觉了。连夜带着老婆女儿，到地主家里，下跪，道歉，说好话：“不是我要这样，是八路军这帮共匪要这样，主家，你看咋办?”

　　东江村某佃户买了一斤猪肉送到地主家，央求明年继续租地，按老契约交租……

　　地主也犯愁了，现在是国难时期，八路军要抗日救国，公开顶撞是没道理的，也是要吃亏的。

　　于是，双方商量好，表面上按八路军的政策，契约上写明是二五减租，但秋后交租时，仍按原来契约执行。

　　明减暗不减，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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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之后，随着各地抗日县政府的成立，特别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于减租减息暂行办法》的颁布，减租减息运动才开始正规起来。

　　各地都搞了试点，发动村农会会员向地主、佃户讲解减租政策，再三表明这一政策是抗日期间的国策，是蒋委员长同意制订的，在国统区内也一样在搞。

　　边区政策明确规定：只要佃户按协议交租，地主无权收回租种的土地。

　　各地对每一类土地评议了产量，规定了应交租额。缩小了斗量，把原来35斤斗改为28斤斗。

　　不少地方局面已经打开。不少农民大胆地面对自己的老东家，实实在在地进行减租减息了。

　　但减租减息是一个系统工程，战争年代，敌我交错，昼退夜进，战局不稳，人心不定，也很难把此项工作进行到底，只有等到战局彻底好转。

　　每个村庄，都在缓慢却艰韧地进行着，既不能把地主、富农推向极端，维护统一战线，又要充分调动贫雇农的积极性。

　　乡村的热情，一天天地高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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