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长征结束。为了打通与苏联的联系，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夺取宁夏及甘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遂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向西挺进，建立河西根据地。接到命令后，这支两万余人的部队开始向西挺进。途中遭到西北大小军阀和各县民团武装的围追阻截。西路军一路上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处境艰难而归于失败。之后，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三个游击支队中只有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历尽艰险，经过4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几场恶战，最终于4月底抵达星星峡。这当中，时任新疆督办公署星星峡办事处主任兼边卡大队长的王效典功不可没，他不仅奉命热情接待了李先念率领的仅有400余人的残部，使他们在星星峡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还在生活上精心照顾他们，光吃饭就让这些历经艰难的士兵每天吃5顿，顿顿有肉，为中国革命保住了珍贵的一份火种。
王效典（1914—1977），辽宁省北镇县人。出生于贫农家庭。幼时在姨母家读书至初中毕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弃学从戎，参加抗日义勇军，转战于白山黑水间。后因战争失利，退入苏联，在赤塔接受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后经斯大林与盛世才协商，这批抗日义勇军将士进入新疆。王效典入盛世才任名誉校长的军官学校炮兵科学习3年，毕业后分至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工作。1937年，又被派任星星峡办事处主任兼星星峡边卡大队长。
王效典在任星星峡边卡大队长时，根据盛世才命令，接应西路军左支队。王效典亲率边务处人员，分乘大卡车，到新疆与甘肃的边界白墩子、红柳园一带，寻找西路军将士。并与西路军将士一起，果断地处决了前来缴械的叛匪哈密警备司令饶乐博斯派来的少校军需主任李西斋、中校副官长铁木尼亚孜，有力地保障了李先念等西路军将士的安全。在星星峡边卡，王效典与李先念同住一幢房子。他向李先念保证：红军安全，请政委放心。有我王效典在，就有红军在。1938年，王效典由星星峡调任乌鲁木齐军官学校政治部副主任兼教官，给第三、第四期学员教授科学社会主义和资本论等课程。此间，曾数次奉命赴有关县市平息土匪叛乱，并与中共、联共（布）人员赴百灵庙，为共产国际开展对日本、蒋介石的军政人员的谍报工作。
1941年，王效典和边务处的20多名青年被盛世才以“参与陈（培生）武（左军）案”逮捕入狱，受到严刑逼供。1944年张治中重审此案。1945年二三月间，因病被其岳父王镜楠花钱保释出狱，在岳父家养病。不久，又因当年帮助西路军在星星峡处决叛匪，遭到饶乐博斯的悬赏缉拿。幸得友人帮助，秘密潜回兰州隐居。其间，全家漂泊流浪，寄人篱下。
1946年，180多位从新疆迁居兰州的原抗日义勇军人员及其家属，集体向甘肃省政府主席顾祝同请愿，要求回东北老家务农。得到批准，并获得路费和毛毯等物品。他们500余人乘卡车从兰州出发，途径西安时，被胡宗南以其中有共产党为名，阻止前行，就地解散，自谋出路，不得离陕。王效典他们被迫或摆地摊，或乞讨度日。其间，王效典得到岳父在西安国民党军队任军需官的朋友的帮助，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日。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王效典得到时任湖北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等人的照顾与帮助，到外贸部工作。1950年，王效典调至天津华北外贸管理局工作。1951年随局迁回北京，调至中国进口公司工作。后王效典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参加全国政协活动，参与领导外贸部工商界人士学习，到外贸学院教授外贸运输课。其间，王效典两次写信给李先念，深表感谢，汇报工作和生活情况。李先念两次亲笔回复，鼓励王效典努力工作。
1960年，有人怀疑王效典伪造李先念的信件，是政治骗子。公安部以让王效典到海南出差为名，秘密把他接到公安部，逐一查验李先念给他的信件。半个月后，查清属实。一年后，王效典回到单位，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去新疆，支援西北建设。
1961年10月，王效典调任新疆建设兵团八一百货大楼经理。“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效典受到迫害。1967年北京财贸学院的红卫兵找到王效典，要他写材料，证明李先念在新疆期间“叛变”，是“叛徒”。他回答说：“这是没有的事情。”红卫兵拍桌威胁，他也没写一个字。
1970年，王效典被下放到石河子新疆建设兵团第146团2营8连农场，劳动近3年。1973年回到乌鲁木齐任原职，但因病不能上班。1977年3月退休。1977年5月，赴兰州探亲治病。6月19日，突发脑溢血病逝，享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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