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对我说起他5岁时的亲见亲闻。那时我们彰家住在北京城的一所套院。

　　“一阵风，从头凉到脚，母亲被突然进屋的父亲带来的消息惊得坐了起来，忘了被窝里的我。只听阿玛说：‘国民军叛乱，冯大个子反水，将大总统扣压，包围了皇宫，在景山上架设4门大炮。圣上令我等不得抵抗，已从神武门撤至内廷。恐怕要出人命，你们娘几个收拾收拾，到西什库普国兵营躲躲，我那儿有一个德国朋友，他会关照你’。我见阿玛帽子上的鹅毛好像折了，皮靴也没那么响了，说完他递给母亲一封信，转身拖着洋刀赶回宫里。你奶奶从炕上出溜下来，心都像被一条绳子捆紧了：辫帅刚闹完，又来一个冯帅，可怎么好?几个妗子眼望着煤山，议论从交道口东宫街到那有多远，捉摸着大炮是不是能打起来，不敢祈求，也不敢设想，不知拿什么走，她们互相靠拢，自己安慰自己地说：‘可能没事吧……’一说冯大个子，小孩都害怕。去年(1923年――编者注)5月7日天刚破晓，冯玉祥为提醒同胞毋望国耻(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编者注)，命工兵在朝阳门外同时压响几十个大地雷，吓了大人孩子一跳。从此市面上有了句口头禅，‘闹、闹，再闹冯大个子放响雷了!’那时你爷爷任内城守卫队管带，没多久就被缴了械跑回家。”

　　出宫

　　1924年9月15日镇武军总司令张作霖，为报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之仇，率兵将15万，6个军分4路攻打山海关、朝阳、开鲁、赤峰。大总统曹锟授吴佩孚讨逆军总司令，领直系兵20万分3路迎敌，其中冯玉祥为第三路军总指挥，出古北口守赤峰。奉军出动飞机投掷炸弹，令直军混乱。直军派海军登陆葫芦岛，企图切断奉军退路，让其首尾脱节。正当两军鏖战之际，冯玉祥、胡景翼忽率第三路军班师回京。原来此次出征，各路军顺理领取军械，唯冯部领不到，说等待从港口运来。临出发前，冯无奈，不得已孝敬军需总监曹锐(曹锟之四弟)10万大洋，才取得军械，不仅数量不足，还有很多破损失效的。冯玉祥报告一次恼怒一分，在去古北口的路上，他从倒袁(世凯)，驱张(勋)，到讨奉(军)，一幕幕地过了一遍，越想越憋气。等待与煎熬该结束了，因此他暗中拟订一套方案：如果吴佩孚打胜了，则将自己的军队集中榆关，压迫曹锟任命吴为东三省巡阅使，不让吴进关;如果吴佩孚打败了，则自己带领所部回师北京，举行政变，另组政府迎请孙中山北上。

　　因此，冯玉祥采取延宕的办法，每日行军仅二三十里，待部队到达古北口后，又以筹措给养为名而停止不前。10月中旬，冯玉祥收到吴佩孚参谋长急电，说“此间急紧，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冯判断倒戈反吴、出冤气的时间到，改号为国民军，立即命令后队速变前队，偃旗息鼓，以一昼夜行军200里，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冯部第二十二旅，在旅长鹿钟麟指挥下，于半夜11点带手枪连陡手爬上城墙，逼迫警察打开城门。部队进城占据车站、邮电局、电话局、交通部、南海、中海，将大总统曹锟、财政总监曹锐软禁于延庆楼。首先审问曹锐，不仅令其退回10万大洋，并逼其报销三路军军费。然而曹锐是舍命不舍财的悭吝人，离家时知道不好，生吞鸦片，审着审着突然口吐白沫，呜乎哀哉。接着威胁大总统曹锟，曹锟见其弟被逼死，嚎啕大哭，整日呆坐，茶饭不思，拒绝与国民军合作，后来经夫人好说歹说才缓过劲儿来。

　　吴佩孚知冯玉祥反水后，立即带兵回剿，双方于杨村进行万人决战。冯玉祥传令悬赏10万大洋购人头，国民军嗷嗷前冲，直军大败退塘沽港，吴佩孚率领残部2000余人，登上“华甲号”运输舰逃往青岛。曹锟见大势已去，只好任冯玉祥摆布，依冯意免去吴佩孚军职，委之“青海垦务督办”，把吴“充军”至青海。解散议会，命黄郛为内阁总理。以大总统令，派鹿钟麟、张壁通告清室，修正优待条件。11月5日早9点，鹿率手枪队到神武门，解除宫廷卫队武装，令其退入大内，通告内务府，奉冯玉祥将军令，见清室退位皇帝，并像太监宣旨那样宣布：“奉大总统指令，溥仪先生及其家人，依修正的优待条件，在三小时之内离开紫禁城，否则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我们不负责任。”

　　清室对时局变化虽有所准备，到头来仍始料不及。此时恰逢光绪帝瑾妃端康太妃刚刚病故，丧事在筹办之中。敬懿太妃、荣惠太妃等闻讯后扬言与紫禁城同归于尽。“大总管绍英命你爷爷再去交涉，警察总监张壁、议员代表李石曾都是大清老臣后裔，你爷爷把他们请到御花园重华宫，每人献上武夷山顶级‘大红袍’，请他们给点面子，容皇上办理后事。张壁收了茶，用鼻子闻了闻道：‘毓舒(爷爷名)快回吧!你知道依检阅使(冯玉祥)的脾气，这就挨军棍了。这么着，你劝皇上先走，老太妃晚两天不妨，我给你回大帅，让皇上紧着点，该拿的别忘了’。你爷爷立刻回禀总管。”这些事都是爷爷跟父亲说的，父亲想着像是挂洋刀的爷爷在眼前晃来晃去，接着说，“景山上一个劲儿放空炮。你爷爷赶紧回奏皇上。”

　　溥仪见大势已去，从绍英手里夺过修正条件，上面居然写着“……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第一条，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溥仪见“修正”没有景山上的大炮和讨张勋时的炸弹可怕，签就签吧，不签又管什么用?醇亲王听说溥仪签了，立刻把自己头上的花翎一把揪下来，连帽子一起摔在地上，说：“完了!完了!这个也甭要了!”接着溥仪携皇后婉容、贵妃文绣走出神武门，乘坐国民军提供的轿车，迁居醇亲王府。

　　父亲给我讲：“你爷爷说他坐第五辆车，清一色美国‘福特’。车到北府门口，是他下车给溥仪打开车门，乘第二辆车护送实际是押送的鹿钟麟走了过来。给溥仪敬个礼，并主动伸手弯腰道：‘溥仪先生，多有冒犯，有大总统指令，请多包涵!’溥仪挺了挺身板，回答：‘我本人早就不想要那个优待条件，这回蒙大总统之意由你鹿司令把它废止了，正合朕意。紫禁城里并不自由，我也想离开，现在我可得到我想要的了。’你爷爷回到家，嚷嚷闷气，几个军爷来安慰他。你爷爷说‘老爷子大婚，冯玉祥还恭恭敬敬送上一柄白玉大喜如意’，这才几年呀，冯大个子真是朝秦暮楚之人!”

　　避所

　　在北府宽敞的大厅里，坐满了前清要人。醇亲王焦急万状，漫无目的地在房间走来走去，都慌了。只有请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出面奔走，公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与英国公使麻克类、日本公使芳泽联手向按冯玉祥之意组成的内阁提出抗议，“曹锟有贿选总统的名声，国会议员被称为‘猪崽’，但这是为我们各国政府承认的。如果你们认为非法的该被推翻，那你们逼着非法总统任命的内阁，以及‘修正条件’，能被我们各国接受吗?人们本来准备为冯将军果断除去那些在5000元贿款面前丧失灵魂的议员们欢呼，但你们这种对待毫无防备的皇帝的虚弱行为，使得这种欢呼化为乌有”。冯内阁明白公使们的意思，明确保证溥仪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接着郑孝胥带着两个日本人来了。原本溥仪与日本没有来往，民国12年(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死伤13万人，溥仪的老师劝他，与其每年拿出四五万元救济京城贫民百姓学子，不如再响亮点，让全世界知道“宣统皇帝”的善心救震，于是送日本国价值30万美金的古玩字画珍宝救济日本灾民，成了这次援助震灾的首屈一指的大户。日本国会派代表团专程来紫禁城致谢，从此日本公使成了宫里常客。郑孝胥带来的日本公使除表示慰问外并告之，冯玉祥队伍中有赤化运动分子。被赶下台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因相信赤化分子的谎言，束手就擒没跑出去，结果全家被枪杀在乌拉尔废砖窑里。希望皇上引以为戒，早做准备。第二天北府门禁加严了，只准进，不准出。同时不准外国人靠近。溥仪有些发慌。

　　溥仪想出去走走的念头早就有了。溥仪12岁时，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奉大总统徐世昌之命，推荐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约翰庄士敦为帝师。庄曾任香港英总督府秘书，后为英国租借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走遍全中国各省，通晓中国历史和语言，说话比溥仪的两位福建籍老师还清楚。庄士敦给溥仪当老师，也受到英国殖民部的重视。英国人认为中国走议会加皇室的政治道路，国家才能摆脱混乱，殖民部希望把溥仪培养成中国的“伊利莎白”。对于共和制在中国的前途抱有敌意或怀疑的遗老政治家，在皇权复辟走不通的情况下，便希望自己昔日的君主能了解一些西方的历史和政治制度，以备拥护共和体制的人，在建立一个受国人欢迎的稳定的政府失败后，昔日的皇帝就可以利用国民怀旧的情感，将一个崭新的有限立宪君主制，一个能有效约束各方的体制，交给人民。所以庄士敦在溥仪身边一呆就是十几年。

　　庄士敦对溥仪第一印象很不错：“他身体强壮，发育良好，是一个聪明、活泼、富有同情心的孩子，而且具有幽默感。此外，他态度很好，毫不骄傲，虽然他身处虚伪的环境和宫廷的浮华之中，但他并无傲慢之气。”溥仪没想到学习是这么容易的事，洋老师从不让他背什么，第一次上课，老师拿来很多外国画报，上面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图片，显示协约国军威的飞机、坦克、大炮之类，这些新鲜玩意儿，一下子吸引住12岁的孩子，他高兴地把弟弟溥杰招到身边一起享受。溥仪指着图画问这问那。庄士敦耐心地给他讲，击发枪与点火枪的区别，坦克怎么边行驶边射击，飞机如何靠浮力升空等等。又过几天，庄老师带来漂亮的铁盒包装的糖果，彩色的锡纸，芳香果味。老师讲从矿石到冶炼，制成铁板;化学方法合成的各种有机化合物形成不同气味。在寓教于乐中，师生相互加深了感情。溥仪稍大一点，庄士敦便教他骑自行车、摄影、绘油画、打网球和高尔夫球，讲狄更斯、大仲马的名著，让他模仿英国上流社会文明。溥仪崇拜庄士敦，庄真情实意地教他。一次在御书房上课，庄士敦见溥仪总习惯地转过身子去看嵌在墙上的大自鸣种，而不就近看桌子上的小钟，就问：“皇上为什么不看桌子上的钟，而不怕麻烦地转过身子去看墙上的大钟?”溥仪答道：“我看不清楚那个小钟。”

　　庄士敦感到问题严重，提出请北平协和医院美国眼科医生霍华德教授给溥仪治眼，受到太妃的反对，他们说像皇帝这样珍贵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交给外国大夫，内务大臣和几位汉文师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激怒了庄士敦。庄士敦声明，如果不给皇上治眼睛，我就打铺盖回国。太妃无法，请来教授诊断出溥仪患有严重性进行近视，经过治疗配了眼镜，使溥仪有了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溥仪15岁时，在自己的名字前头加上“享利”，剪掉辫子。庄士敦开始给他讲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史，意大利文艺复兴;讲英国议会体制，白金汉宫女王如何监国，首相做什么，英国强大为日不落帝国的原因。溥仪听得入迷，便与溥杰商量，转移资产一起到英国皇家读书的地方牛津大学留学。

　　溥仪要走出紫禁城，认为到英国去是迈出第一步。老王爷可不干，担心儿子的安危，劝皇上做个太平绅士罢了，不准他离开王府。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先是毓庆宫行走得到日本情报，冯玉祥和“过激主义”分子将对北府严紧封锁。庄士敦带来外国报上的消息，说冯玉祥要第三次在北京采取行动。溥仪执意出走，首先糊弄醇亲王，溥仪告诉老王爷要到裱褙胡同看房子，老王爷不放心，让大总管张文治跟着。为了摆脱张文治，庄士敦让溥仪装病去了德国医院，庄用英语说明情况，老院长很支持，把溥仪让进单间。张文治见溥仪想不回去，赶紧回府向老王爷报告。庄士敦安置好溥仪，嘱咐他安心等待，自身前往英国使馆。张文治返回王府，在客厅见到郑孝胥和两个日本人。郑焦急地讯问皇上下落，当得知溥仪在德国医院，3人连王爷都不见了，直奔德国医院。医院棣柏大夫不让3人上楼，郑孝胥亮明帝师身份，大夫仅让郑见溥仪。郑孝胥见溥仪跪下道：“皇上，臣听冯玉祥《平民自治歌》有‘留宣统，真怪异，唯一污点尚未去’之词。请皇上速速跟为臣走。”溥仪跟本没辨别这是冯玉祥的歌词，还是郑孝胥的危言耸听，只感到生命岌岌可危。于是与院长说明，让一德医持钥匙，在看护引导下，打开后门登上马车，昏昏沉沉遂入日本使馆，进入日本兵营。溥仪看到一队队实枪荷弹的日军，才踏下心来，日本公使为溥仪设宴压惊。

后排右一为溥仪英文教师庄士敦

　　再说庄士敦到英国公使馆，公使讲溥杰代表皇上来过，英国女皇陛下欢迎溥杰与殿下来英国留学。庄赶回医院，老院长告之溥仪已被郑孝胥接走。当庄士敦赶到日本使馆见溥仪安逸地坐在主宾席上，只说一句“皇上平安就好”，便返回英国使馆。很快婉容、文绣带着太监和宫女来到了日本使馆。芳泽公使为报清皇室赈灾之恩以及不停地赏赐，特意腾出了一所楼房，南书房行走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几十名随侍、妇差、厨役等各得其所。日本公使馆里“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室全套恢复。郑孝胥对自己的杰作很满意，作诗道：“乘白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他自认是护驾第一功臣。

　　庄士敦仍然常在溥仪身边，仍不断探讨去英国留学之事。冯玉祥挟北洋政府的“修正优待条件”不仅损害清皇室利益，也引起一些人的非议。执政段琪瑞电告冯玉祥：“……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也。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后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国民党元老、后做孙中山大总统的财务总长的唐绍仪声明：“如果中国需要改变民国同清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应该公正合理地和彬彬有礼地去促进它。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我们――中国人民的代表同清帝缔结了庄严的协议，这不是政治问题，是道德问题。”有的杂文认为，逼宫是彻底反封建的标志。胡适博士言，反封建当属震动全国以至全世界的五四运动，学生打出“誓死争回青岛”、“打倒军阀”、“严惩卖国贼、“反对二十一条”……但没有一条涉及清帝，没有“收回紫禁城”的口号，可见北平的平民对于皇室却没有而且从来没有任何恶意。当发布“修正优待条件”的黄郛内阁，坚持不到10天倒台，冯玉祥将军也于逼宫后的第23天(11月28日)通电辞职，溥仪以内务府的名义发出了致国民的内务部的公函“……欺罔恐吓之行为，法律上不能发生效力。兹特专函声明所有摄阁任意修正之五条件，清室依照法理不能认为有效……”要求恢复优待条件的呼声此起彼伏，冯将军也很苦闷，决定去莫斯科调养。临行时他说：“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

　　在津

　　“修正优待条件”的关键是年供银由400万降为50万，一大批靠此为生的满人，伤感万分，愁肠百结。父亲对我说：“你爷爷每天一早带着希望奔北府，晚上回来就唉声叹气，不但搅扰得自己不得安宁，也搅扰得别人不得安宁。你奶奶劝慰他：‘别看你拿点儿银子回来，这几年还不是我们老关家养着，愁什么!’我记得每年腊月，关外老家白庄头带伙计，送酸菜、菇蘑、榛子、野鸡、碾白了的高粱米……可高兴了，袋子上都有一个大大的‘关’字。奶奶告诉我，老爷(奶奶的父亲)给捎来的。奶奶说到这儿，你爷爷更不高兴，伤了自尊了。”父亲说到这儿，情不自禁地乐起来。

　　日本人的殷勤“照拂”，对溥仪犹如一针大剂量强心剂，使他暂时安定下来，更主要的是精神上得以恢复。 1925年1月14日是溥仪20岁生日，内务府要大办，告诉世人皇上还在。天津、上海、广东、福建、东北的旧臣，内蒙古的王公，西藏的活佛喇嘛，恭祝者达五六百人之多。仆役们一律清朝的红缨大帽，又从街上雇人帮厨，大小报记者闻风赶来，整个日本使馆内触目皆是明黄色和大辫子，三跪九叩，山呼万岁，恍若“康乾盛状”。仪式完毕之后，得意忘形的溥仪百感交加，发表即席演说：“……余早有出洋求学之心，所以平日专心研究英文，原为出洋之预备……至优待条件存在与否，在余视之，无关轻重……冯玉祥如此手段施之于余，胜之不武。况出宫时所受威胁情形，无异凌辱，一言难尽。……此等举动，恐施之盗贼罪囚，未必如此苛刻。……”溥仪之言，成了第二天头号新闻、《京报》、《平报》、《华北先驱报》、《京津时报》、《顺天时报》等都以显著版面报道，并配发系列照片。溥仪穿着蓝花丝葛长袍，黑缎马褂，坐在贴有黄纸的玻璃屏风前面，接受朝贺;底下是黑压压的一群“辫人”。还有溥仪笑容可鞠地对日本公使招手的照片。一些遗老借群聚京城的机会，在报上以15省名义发表13起呈请，要求恢复优待条件。这嚣张的举动激怒了国民军，使本来同情清帝的阶层摇头，更引起广大仇视日本军国主义的青年学生采取行动。北京出现了“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与“联名呈清”针锋相对，声称紫禁城乃中华民族的精华，非清室所有。还揭露内务府抵押、变卖、外运国宝。“清室善后委员会”加大清查力度，小报常把清查战果做头条，读者每日像鉴宝似的争阅。如袁世凯在优待条件上写的亲笔跋语：“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志，乙卯孟冬。”小报上一披露，使民众中原本痛恨袁世凯的阴影，罩到优待条件上。《京报》有远识的编辑，评论溥仪在日本公使馆所为：“……某国即以强力护送之到彼处，恢复其祖宗往昔之地位名号，与民国脱离，受某国之保护，第二步再实施与某被合并国家同样之办法，某国个个皆买其欢心。此次溥仪之恐慌与出亡，皆有人故意恫吓入其圈套，即早定有甚远之计划。”日本公使馆原本允许溥仪自由出入的后门上了锁，使馆内多了陌生的面孔，外面加派巡警。

　　庄士敦认为日本心怀叵测，溥仪如果一时无法留学，可借故到天津，既可减轻民众对皇上投靠日本的愤怒，又能有较大的活动空间。溥仪接受了老师的提议，派人到天津，买下英租界戈登路166号楼房，并把父亲载沣从隐居的北平西什库教堂接出来，将弟、妹送入英国工部局所办的耀华学校读书，为让他们留学英国做准备。

　　父亲对我讲：“你玛父(爷爷)跟着皇上跑到天津，曹大总统的四姨太刘凤玮的父亲，是你奶奶的舅舅。舅爷家曾是民国初年红极一时昆曲艺人，凤玮从小学艺，相貌周正，登台无不叫好。22岁时被年过半百的曹锟看上娶为四房。1925年四姨太随倒台的总统回到天津，因与曹家三夫人不和，带着女儿曹士英、儿子曹士蒿及家人搬到英租界洛阳道泉山里的几所小洋楼。你奶奶带着我和与我同岁的她的小弟弟，也就是我的小舅舅，因为手纹通天起名叫关双印，投奔曹家。我们称刘凤玮为二姨，和她两个孩子朝夕相处，一起玩耍。院里一大两小3栋楼，二姨住大楼，你奶奶带着我们住小楼，佣人们一栋楼。楼后沿着石级往上走，是人工堆起的土包。灰色的矮矮的砖石栏杆，假山上有一个就着石块凿成的龙头，龙口一股细流倒挂，下汇一池清水，池边一排鱼缸。这成了我们4个孩子的天堂。一次玩捉迷藏，和我同岁的小舅舅一不小心掉到鱼缸里，我们几个人大喊，正好花匠在后院，才没出事。一日三餐有专人送到楼里，你爷爷还是早出晚归，侍候皇上。”说到这儿父亲想起，儿时和他一起玩儿的小舅舅，自己是医科大学专门研究癌症的教授，还被癌夺去生命。

　　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见“皇上”屈驾天津，腾出自己八楼八底公寓，做溥仪的行宫，每日亲自打扫庭院。不几天原在日本公使馆的溥仪随行，都搬到张园。在张园一住5年，后搬到静园，从那里出逃。

　　“你爷爷印象最深的有3件事。一天溥仪对你爷爷说：‘毓舒跟我走一趟。’你爷爷很为难，皇上外出必须经陈宝琛。溥仪说：‘就是不让他们知道!’于是乘车到曹家花园，离大门口还有50米，只见穿灰衣、戴灰帽、挎着腰刀、手持步枪大兵，一边一排直到门口，汽车开进园中，你爷爷扶着皇上下了汽车，两个穿笔挺黄军装的官佐，走上前‘咔’一个敬礼，并领指溥仪一行进入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皇上还没醒过神儿，该人毫不迟疑地没等下人送上垫子便趴在砖地磕头，同时问‘皇上好’。溥仪回话‘上将军好’，你爷爷就着劲扶起这位‘上将军’，此人就是张作霖。张勋复辟时，张作霖就有意相助，后来二张结为儿女亲家，均以精卫之志报效清廷。溥仪已看到当今时代，没有军队，就意味着没有或丧失一切。冯玉祥逼宫后，溥仪曾命溥杰与奉军少帅张学良联络。张学良与溥杰情投意合，一口一个溥二弟，邀请他到六国饭店聚会，介绍他认识奉军将领，请他南口观视军事演习，两人漫无边际地神聊，家事、国事、天下事。溥杰热血沸腾，立志从军，张学良答应保送他进奉天讲武堂。冯玉祥第三次围北平时，张学良命奉军专列将北府戴沣一家百余口接入天津英租界。

　　“皇上和张作霖会见，我们都回避。回来的路上，皇上问我：‘冯玉祥逼宫，可发生过抢掠?’我明白皇上一定听张作霖讲冯玉祥逼宫是为要宫中宝物的谣传。我如实禀报：‘回皇上，冯将军纪律森严，逼宫的直系官兵，连我们送给他们的‘大红袍’，都只闻了闻就放下了。’皇上叹息一声道：‘冯玉祥是想垂史呀!’又说：‘张大帅请咱们回奉天，住宫殿，我不想当寓公’，后来听说张作霖派他的亲信阎泽溥给皇上送上10万大洋。

　　“第二件事是一脸黄胡子、上衣穿贴着肚皮的黑西服、下身穿马裤和一双咯咯作响的高筒大皮鞋的白俄将军谢米诺夫，他一出现就把溥仪迷住了，你爷爷他们也激动。谢米诺夫声称受14国委托，要夺取满蒙地区建立反赤根据地，由溥仪到那里就位统治，皇宫可设在通辽，溥仪名义是国家元首，国家大事由14国裁定。郑孝胥首先支持他，这正与郑孝胥鼓吹的‘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吻合。谢米诺夫告诉溥仪他已于奥、意、英、法、西等列强斡旋，列强认为中国非走君主立宪制不可。乾坤扭转，溥仪皇上是唯一人选。溥仪很高兴，当即给了他5万元。第二次来没等皇上问，他先说，本来不需要皇上供给他活动费，因为他将要得到白俄贵族捐助的3亿卢布，以后还有美、英、日各国的财政支援，但是这些钱一时还拿不到手，故此先用一点儿皇上的钱。溥以认为很有道理，又给他1万。吃到甜头的谢米诺夫，把张园当成自己的钱罐，隔三差五以‘这是最后机会’，‘各路人马立即举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钱已经到上海我得过去取’等等说法，一笔一笔地拿溥仪的钱。你爷爷说，我们看出来这个老毛子是利用皇上热盼复国的心理骗皇上，于是来者拒外，撵走!就这样，九一八事变后他仍死皮赖脸蹲在门外，截住皇上的车要了800元。后来谢米诺夫在中苏边境被苏联红军捉住，以反革命罪处以绞刑。

　　“第三件事最激烈。你爷爷说：1928年7月下旬，天气闷热，我正和几个管事吃西瓜。忽听门外一阵三轮车铃声，两个白帽子(日警)拦住车，来者是东陵守护大臣毓彭，满头大汗，带着一个跟班随从，乱步闯入。毓彭一见我就跪下了，连说：‘三爷，完了，完了，完了!’我看他眼睛通红，喘气急促，忙说：‘老六别慌，怎么的了，出事了?’，随从也跪下了，说话都不是声儿了：‘贝勒爷，我日他民国八辈子祖宗!他们……他们把老祖宗、老佛爷的宝厦给掀了!’我拿西瓜的手像被点了穴，3秒钟后，所有的人才明白，顿时嚎啕起来，急转禀报，整个张园如五雷轰顶，哭声一片。满族家规以孝为先，每次出远门，回来要先到上房请安，再穷也要捎点稀鲜之物孝敬父母，恩准后再回媳妇房。祖坟被人家明目张胆地炸了，盗了，能不悲愤?

　　“张园里摆上了乾隆皇上、慈禧太后的灵位，一日三次香案祭典。清室一面向新闻媒体揭露，一面向蒋介石国民政府、阎锡山平津卫戍司令部发出请愿，要求惩办盗首孙殿英，追回葬品，重修陵园。皇上一天数次祭亲奠，有时长跪不起，说些‘对不起祖宗，子孙无能’之类的话。当着众人面，皇上以掌击案，对天盟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后代!’皇上亲手绘制了一幅着骑士装的满族男女勇士图，对着龇牙咧嘴的孙殿英怒目挥刀，男勇士持刀刺入孙的大腿，女侠举刀斩入孙的脖腔。起初蒋介石政府的反应还好，下令让阎锡山查办，孙殿英部下师长谭温江，在北平中国饭店，将1对玉翠佛、4个黄色宝石李子、6块碧玺、8分大珠20粒，卖给琉璃厂古玩铺‘尊古斋’掌柜黄百川，被侦缉队抓住，将谭温江、黄百川捕获归案。天津北平两地报刊登载了东陵盗宝的特大新闻，可没几天当局借谭温江身为军官，通知其所在部队索回看管处理，贩卖宝物被卫戍司令部没收后下落不明。更有甚者，传孙殿英亲往南京，将慈禧太后凤冠上的巨珠，送给蒋介石新婚夫人宋美龄。皇上实在是悲愤难耐了，天之苍苍，法理何寻!皇上拉着溥杰的手说：‘谁能为我大清报此仇，我宁愿做牛马!’听听这誓，下的多狠!”

　　我父亲也说起这件事：“你爷爷把毓彭接到曹公馆问他：‘老祖宗寝宫是金钢铁板，又有你们守着，怎么未及时报官制止?’毓彭哭丧着脸说：‘三爷您应该知道，咱东陵三镇九营八圈5000多人，慢说孙殿英一个师，就是一个军，也能顶一阵。可民国后就散了，人散，心也散呀。马兰峪镇固山贝子总管回京后，仅剩千百多人，已经乱了。砍树的，偷祭器的，管不过来。等冯玉祥逼宫后，断了粮，民国政府撒手不管，靠皇上每月拨俸960元，够养几个人?来的这伙军队，说是剿匪，连哄带骗把我们赶出去，就放炮。逃出来的甲兵说，有一个当官的说自己是谭嗣同的后裔，要报老佛爷砍头之仇，激起官兵义愤，掘了太后的墓。’”

　　附逆

　　在溥仪万般无奈之际，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代表日本国会表示慰问，并声称若皇上需要，日本军部可调济南的日军守备部队，代皇上保护东陵。溥仪紧缩的心舒开了，但受到主张共管的郑孝胥的反对，他说服溥仪要建自己的军队，要有自己的兵权。孙殿英盗陵案发生不到7个月，溥仪命一心想去奉天讲武堂的溥杰与三妹夫润麒，东渡扶桑进日本士官学校，培养手握虎符的满族将帅。日本军方对溥仪的“关怀”始终如一，每逢新年或溥仪的寿辰，日本的领事馆要员和军队的将佐们，必定到张园来祝贺，当然赏赐是不可少的。到了日本“天长节”(天皇生日)，日本军界专程邀请溥仪参观阅兵典礼。日军参谋还专门在战略室地图前，为溥仪讲解世界割据状况，中国各省形势，造成动荡的东方大国，无首的群龙，盼望皇帝早日登极。日本的天皇制才能收拾乱局，福为民开。说得溥仪心里美滋滋的。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3万多人的日本关东军，吓跑了易旗归中央、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拥陆、海、空17万兵力的东北军。溥仪明白张学良与蒋介石是一回事，强大的日本帝国是对付民国政府的王牌，也是恢复祖业的靠山。时任吉林督军的张作相参谋长的宗室远亲熙洽受日人诱惑上奏：“东北全境光复指日可待，三千万子民盼皇上回来，关东军愿意助皇上复位。”关东军弄得挺神密，将溥仪接到日军海光寺兵营，由原宫内行走罗振玉递给信。溥仪想复位但不是东北之位，要复大清江山。与罗振玉同行的关东军坂垣大佐的代表上角利一，也强调关东军做好一切准备。但当溥仪一问定都何地，什么时间进关，上角就吞吞吐吐。溥仪见他‘言过其实，举止乖戾’，借口尚有未竟之事回绝。大臣们知道后，84岁的帝师陈宝琛第一个反对：“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小臣终身之愿?唯局势混沌不分，贸然行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恰好庄士敦代表外交部从英国返回，办理庚款及归还威海卫的余留问题来津，师生久别重逢。庄士敦将自己紫禁城生活写入《紫禁城的黄昏》书中，请溥仪写序，并告诉溥仪：九一八事变给大清复国造成很好的机会，国联决不会同意日本霸占主权国家，日本一定要找借口，希望皇上把握，并说这本书还要加上最后一章“龙归故里”。庄士敦的话打动了溥仪。没过两天，在中国居住18年的关东军“中国通”土肥原贤二大佐受关东军司令本庄委托，夜访静园。土肥原首先表明，大日本替皇上占了满洲，皇上不去，日本没有能力建成满洲人民的新国家，许多城市的百姓打出“迎立前清皇帝”的旗号。我们要把皇上的祖先发祥地，原封不动地还给皇上。

　　溥仪问：“贵国与满洲是什么样关系?”

　　“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皇上将作为国家元首，一切可以自主。”

　　溥仪清楚日本军方与国会的矛盾，又问：“日本国内、天皇是怎么看?”

　　“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溥仪想恢复大清祖业，问道：“这个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作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

　　“这些问题，到沈阳都可以解决。”

　　“不。”溥仪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恢复大清王朝，我就去;不然的话，我不去。”

　　土肥原的嘴角掠过一丝轻蔑的表情，心里想，你溥仪凭什么讲条件?但很快又微笑，声调不变地说：“当然是大清帝国，你将像你的祖先努尔哈赤、皇太极一样称霸满洲，再取中原。”

　　溥仪心醉了，当即表示这样可以去。他哪是土肥原贤二的对手!这个土肥原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他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做过日本参谋本部部员，第十三步兵联队长。1913年起他来到中国，在关东军中服务，先后策动关东军协助奉军打败吴佩孚，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因功晋升大佐，担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为九一八事变作详尽计划。此次奉命游说溥仪，为日本帝国“合理”占有满洲，扯出一个既可欺骗国人，又可蒙蔽世界的幌子，选择一个傀儡。后来，这个土肥原又组织发动了七七事变，从此拿起指挥刀，任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司令等要职，踏着中国人民的尸骨，由大佐升到大将，直至1948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判处绞刑。

　　“日本人到静园单独见溥仪，你爷爷和几个会点儿武功的年轻侍卫，隔着屏廊，闭气息声地见机而行地保护溥仪。土肥原的到来，使静园分两派，大部分认为出头之日到了。你爷爷和陈宝琛却认为这事有点玄。张勋、张作霖那是大清的遗臣子，靠得住;蒋介石虽然出尔反尔，拿逊帝不当回事，但还是中国人;东洋人费那么大劲儿占了满洲，能白白送给咱们?万不可上当!大家唾星飞溅，溥仪则一言不发。后来你爷爷没有跟着溥仪去满洲。”父亲讲到这里，神采奕奕。

　　又是两枚炸弹!当年张勋复辟时“讨逆军”的飞机掷到宫里的两枚炸弹，吓得溥仪从太和殿跑回后宫。这次是以东北保安总司令顾问赵欣伯的名义，送给溥仪的盒装礼品，打开一看是两枚炸弹。日本人确定炸弹是张学良东北兵工厂制造的，并造谣说这是流亡的东北军要对皇上采取行动。感到生命危险的溥仪决定，出走满洲，保住生命，再造江山。……

　　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十年大庆特赦人员时对溥仪讲：“溥仪先生，你清末当皇帝时才两三岁，那时你不能负责;但在伪满时代你要负责。”总理为溥仪界定责任，要负责的那一天是1931年11月10日。

　　溥仪按日军计划，在土肥原组织汉奸便衣队对华界大肆骚扰后，允许铁甲车停在门外，使静园与外界隔绝，只有赞同赴满的郑孝胥父子可以进入。傍晚溥仪藏进敞篷跑车后箱里，从随侍里面挑一个勉强会开车的驶出静园，一辆停在街口的日本军车，晃一下灯跟在后面，溥仪车司机一慌，“嘭”地撞到路边电线杆上，后箱里“朕”的脑袋狠狠碰到盖上，想叫又憋了回去。好不容易开到预定地点日式敷岛料理店，溥仪顾不上脑袋痛疼，套上日本军大衣，戴上军帽，换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往白河岸开去。码头上日军运输船“比治山丸”等待溥仪，汽船上没有灯光，直到看见船舱里郑家父子，溥仪心里才稍稍稳定。半夜到大沽口，日本人拿出了酱汤、咸白菜和清酒，郑孝胥又像接溥仪到日本公馆那样，认为自己真正是开国元勋，又谈皇上大可放心、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等等。凌晨两点，溥仪一行登上日本商船“谈路丸”，在黑暗中向更加黑暗的满洲方向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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