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征四郎(1885-194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1年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因熟悉中国情况，在日本陆军中被奉为“中国通”

　　近年来，国内反映抗战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几乎无一例外都要塑造一个对中国了解比较深的大反派“中国通”形象。实际上，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军队尤其是陆军内部，确实有一群被称为“中国通”的军人：与其他日军军官相比，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更为深刻，通晓中国军队的特点，了解中国政治人物的秘辛，他们中不少人曾在中国军界政界混迹多年，能够熟练地用汉语进行交流。

　　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中国通”呢?

　　“大佬”级“中国通”成名于北洋时代

　　在日本军队内部，“中国通”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中国通”是对中国有一定了解，能够对涉及中国的政治军事情报进行解析的军官。抗战时期，侵华日军中有一大批中高级军官符合这样的条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几乎都是在情报领域造诣比较深的日本军人。第一类是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人员。这些军官在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学习时选修汉语，进入日军参谋本部后主要研究与中国相关的情报及战略战术。参谋本部中国课的滥觞，是明治时期“征韩论”和“征台论”催生的陆军省参谋局第二课，1916年，参谋本部在负责情报工作的第二部中正式建立了“中国情报担当课”，这是一战后日本正式将下一步侵略重点放在中国的表现。

板垣征四郎

　　除了参谋本部中国课人员以外，日本驻华使领馆的情报武官以及驻华特务机关人员，都会被认为是日军第一流的“中国通”。名义上，驻中国的日本武官统一受日本驻华公使(1935年以后为驻华大使)的指挥，实际上，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武官大多直接接受日军参谋总长的控制。除了先后在北京、南京和上海间迁移的驻华公使馆正式武官外，日军还在上海、济南、福州、南京、广州和汉口设立了专门的“特派武官”，这些所谓的“武官”缺乏可靠的外交官身份，但在各自所在的区域拥有巨大的权力，甚至可以临时动员日本在中国各地的租界驻军。第一名驻中国的“特派武官”稻叶正夫，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被日本参谋本部紧急派往上海的，他的任务，就是根据辛亥革命后的形势，协调日军当时在中国的驻军和其他军事人员。

　　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情报机关，这些年经过国内文艺作品的渲染，被吹得神乎其神。实际上，这些情报机关，大部分是由各地“特派武官”在自己的私人班底基础上建立，或是在日军租界驻军基础上组建。日军参谋本部在20世纪20年代派兵干涉西伯利亚前，长期对中国各地“特派武官”自行建立的情报机关采取“不承认不干涉”的态度，这使得日本在华的特务机关带有浓厚的“私人色彩”，各机关之间缺乏合作，内部结构迥然不同。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驻中国的特务机关呈现爆炸性增长，但这使得各单位之间在职能上出现重叠，但由于日军“中国通”的数量较为有限，大部分情报机关的工作效率较低。

　　除了以上几类“中国通”以外，日军中狭义的“中国通”还包括在中国活动的日本“军事顾问”。在日军中，军事顾问的正式称谓是“应聘将校”，顾名思义是由中国各派系招募，担任军事顾问角色的日军军官。日本军事顾问在中国活动的高峰出现在从辛亥革命爆发到“皇姑屯事件”，在这不到20年时间里，日本军人活跃在中国各派军阀之间，一度影响甚至控制了中国的军事、外交和政治的方方面面。日军中公认的几位“大佬”级“中国通”，如青木宣纯、坂西利八郎等人，都成名于中国军阀时代。随着张作霖被炸死，以及南方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引入来自苏联、德国的军事顾问，日本顾问在中国军队中一家独大的情况被彻底打破。

　　“中国通”们互相拆台

　　讨论过“中国通”的定义，我们再来说说“中国通”的培养。日军对“中国通”的培养，主要得益于日本国家战略方向的影响，虽起步于甲午战争之前，但到日俄战争时期才形成一套较为固定的模式。

　　早在19世纪70年代，日军根据“征韩论”和“征台论”，就考虑培养针对中国的专业情报参谋人员，这一计划最初是以“清国派遣”的形式进行的。不过，甲午战争前日军在中国培养“中国通”方面始终收效甚微，一方面日军当时正在疯狂地学习西方列强，青年军官内部经常就到底应该学习英国、法国还是德国，发生争执。但“亲西方派”在轻视中国方面，却步调一致，因此即便陆士和陆大很早就建立了汉语教育课程，却应者寥寥。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之间的交流有限，在中国定居的日侨可谓凤毛麟角。1873年，日军第一批“清国派遣”军官来到天津后发现，除了日本本愿寺派来传教的僧侣外，全天津仅有日侨一人。

　　但是，早期“中国通”还是为日军了解有关中国的情报，建立对华情报体系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19世纪70年代，岛弘毅和相良长裕等人分别进入中国的东北、西北、华中和华南，通过旅行的方式，掌握了这些区域的地理和人文资料，找出了一些可供日军渗透的中国组织。在岛弘毅等人的影响下，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开始出现，青木宣纯、柴五郎和小泽豁郎等人，为随后日军“中国通”的成功建立了范本。青木和柴等人，都在1884年前后进入中国，他们首先在上海开始学习汉语，随后分别向广东和北方进行渗透，柴五郎还绘制了日军最早的北京周边、东北及朝鲜地图。小泽豁郎在福建学习当地方言后，逐渐与中国国内的反清组织产生了联系。与后来日军“中国通”对中国革命组织单纯地利用不同，小泽豁郎出于朴素的“东亚保全论”，对中国国内的反清活动产生了同情。日本国内研究者用“进入角色”来评论小泽在甲午战争前放弃为日军收集情报的初衷，专心投入对中国革命者的支援工作。同时，小泽的行动，也被认为是日军“中国通”最初的“独断专行行动”。

　　除了日军正式派遣的“中国通”以外，这一时期，日军也开始借助民间势力对中国进行渗透，代表就是著名的汉口乐善堂。乐善堂是日本人岸田吟香在中国建立的以销售眼药为主的贸易行。1888年，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派遣荒尾精中尉进入乐善堂，凭借其商业体系，开展情报工作。正是由于日军利用各种手段收集中国的情报，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方完成了长达两千多页的中国情报大全《清商通览》，汇总了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间谍所收集的关于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各方各面的情报，在情报战领域上完全压倒了中国。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对日本的看法由“蕞尔小邦”变为“东洋强国”，在各领域上开始向日本学习。到20世纪初，日本顾问已经渗透了中国的各个领域。1896年，中国政府聘用了第一名日本顾问，到1904年，中国政府中日本顾问的数量已经增加到218人。1898年，张之洞为武昌武备学堂聘用了大原武庆，这也是中国军队的第一名日籍军事顾问。据日方统计，到辛亥革命以前，日本军事顾问出现在保定、天津、安庆、武昌、南京、杭州、成都、贵阳、福州、广州等地。当时最热衷引入日本军事顾问的中国将领是袁世凯，1900年袁世凯以山东巡抚身份引入青木宣纯，随后又先后聘用了坂西利八郎、寺西秀武等人。在袁世凯的带动下，整个北洋系大量引入日本顾问。

　　同样是在袁世凯的帮助下，青木宣纯开始在北京建立日军在中国最初的情报组织。但是由于日俄战争爆发，青木与柴五郎等人都转向对俄及对东北情报，而为袁世凯服务的任务则被交给了坂西利八郎。这次任务交接，实际上导致了日军“中国通”中两大派系的出现，即坂西系和青木系。日本人有闹派阀的传统，加上当时日军在中国建立情报组织主要依靠个人关系，这使得日军“中国通”带有浓厚的派阀色彩。首先，是南派和北派之争，张之洞系统的寺西秀武(驻武昌)和本庄繁(驻上海)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对南方革命党给予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持，甚至专门为革命党起义筹措武器。北方支持袁世凯的青木和坂西，则在日本国内四处游说，希望政府支持袁世凯统一南北。

青木宣纯

　　“中国通”们的个人倾向，在随后几十年中，几乎成为“中国通”圈子里面最重要的事件，破坏了日本政府和军界对“中国通”的信任。例如在二次革命前后，“中国通”纷纷回国活动，或鼓吹中国南北妥协，或鼓吹袁世凯政府具有法统，坂西干脆趁此时抛出“中国吞并论”，要求日本政府直接介入中国。但正是因为“中国通”互相拆台，军部和山本权兵卫内阁判断中国局势错综复杂，最终日方选择静观其变，导致“中国通”们在中国各派系面前名誉扫地，日本国内也普遍认为“中国通”们因私废公。

　　这一时期，北方的青木和坂西，已经建立起了两个比较成熟的情报机关，即北京的坂西公馆和天津的青木公馆。有趣的是，这两处房产最初的所有者都是青木宣纯，但实际上负责情报工作的，则是坂西一人。这两处公馆的日常运作模式主要是组织各种有中国各派人物参加的社交活动，同时在公馆内建立固定的“研究部”和“情报部”。抗战时期最臭名昭著的“中国通”冈村宁次和土肥原贤二，分别曾担任坂西公馆的研究部辅助官和情报部辅助官。

　　从熟知到无知

　　就在“中国通”体系逐渐成熟的同时，中国社会以及政治军事的变革，却逐渐使日军“中国通”走入了死胡同。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日军发现，过去对中国政治形势洞若观火的“中国通”们似乎失去了对局势的把握和嗅觉。无论是在是否支持北伐，还是在是否支持张作霖等问题上，日军“中国通”除了分为不同派系，彼此抹黑拆台外，拿不出能够对形势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中国通”派阀过分入戏外，主要是因为新一代“中国通”缺乏青木等人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全方面接触。

　　例如著名的“中国通”兄弟松井石根和松井七夫就曾经多次自行为段祺瑞重建皖系筹款，与国民党交往甚多的“中国通”佐佐木到一，在日本国内各地鼓吹孙中山，言必称“孙先生”，为此在课堂上与大川周明发生争吵。但是，无论是松井兄弟还是佐佐木到一，对中国革命中民众的力量，始终不愿正视，将觉醒的中国民众污蔑为“暴徒”。应该说，作为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资深“中国通”，佐佐木到一和松井石根成为南京大屠杀的罪魁，妄图依靠屠杀吓倒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证明了抗战爆发前日军的“中国通”培养完全失败。

　　另一批所谓“新一代中国通”则陷入了更大的误区。从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到策划九一八事变，日本的新旧“中国通”围绕是否支援奉系军阀，进行了长时间的争斗。河本大作等自封的所谓“新一代中国通”，缺乏对中国的全方位了解，也没有老一代如青木和坂西那样的大战略眼光，而是将中国作为他们个人功成名就的舞台。

　　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较为复杂的。首先是日本国内军事教育出现偏差。陆军大学等单位制定了大批针对中国的“谍报计划”，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例如日军在上海先后进行了1932年七丫口登陆和1937年的金山卫登陆，这两次登陆前，日军都通过情报人员获取了中国方面的海防布防情况和相关水域水文情报。抗战期间，日军“桐工作”等策反行动，几乎全部脱胎于这个时期陆大的研究。但是，由于在研究中缺乏对辛亥革命，尤其是北伐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政治人物的准确认识，不了解中国社会和民众的情况，日军完全陷入了“对华一击论”的误区。因此即便九一八事变侥幸取胜，在随后的一?二八事变，以及抗战后的行动中，日军“中国通”的谍报活动并没有使得中国政治体系完全崩溃。此外，过度强调战术级情报的收集，使得“中国通”乃至整个日本情报体系对于大战略问题重视不够。

　　同时，“中国通”派阀的封闭性也使得“新一代中国通”必须以反体系的方式，才能获得功成名就的机会。抗战时期日军的“中国通”，出身青木和坂西两个公馆的占绝大多数，其中矶谷廉介是青木宣纯的女婿，冈村和土肥原都不掩饰自己与坂西的师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从陆大毕业，却不能进入坂西和青木体系的“中国通”，大多认为必须首先打破老一辈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一些“新一代中国通”仍然在使用过去裙带或师生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派阀，例如河本大作就对妹夫多田骏多有提携。另外，派阀森严实际上也影响了抗战时期日军情报机关的扩张。国内的各种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以机关长命名的“XX机关”。对日军而言，真正敢于以机关长之名命名的，仅有依托青木公馆和坂西公馆的青木坂西机关，土肥原机关虽然一度存在，但很快就被改为“分离工作机关”，各地的情报机关在正规文件中，基本以所在地或者任务代号命名。前者的例子如奉天机关、天津机关，后者如桐机关、兰机关等。

　　当然，中国自身的变革，是日军“中国通”失灵的最大原因。从北伐开始，中国大量引入苏联、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军事理论和军事顾问，日本军事顾问完全丧失了过去只手遮天的地位。日本国内研究者认为，青木和坂西时代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准确，很大程度缘于中国政府几乎全盘接受青木、坂西的决断。抗战爆发后，日军“中国通”最初大多鼓吹“对华一击论”、甚至是“中国非国论”，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虽然依托由板垣提出的“分治工作论”，设立了针对汪精卫的梅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策反。但实际上包括梅、兰、竹、桐在内的以植物作为工作代号的策反工作，大部分没有实质性效果，远不如破坏中国经济的“海工作”等给中国造成的影响大。

　　战后日本国内研究者认为，“中国通”在抗战期间最大的失误，是忽视了对中共情报的积累。应该说，日军“中国通”对李宗仁、阎锡山，包括蒋介石等北伐时期成长起来的新军阀，整体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阎锡山的“对伯工作”，除了帮阎锡山保存部队和地盘外，仅使日军投降后山西日军的下场稍微改善，除此之外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成果。但是，至少日军成功地打入了阎锡山系统的内部。对于中共，日军“中国通”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是“盲人摸象”。早在西安事变爆发后，日军参谋本部就开始要求“中国通”提供有关中共的情报，但这时期“中国通”们仅仅空喊“对华重认识”，拿出来的成果还不如被日共完全渗透的“满铁调查部”。

冈村宁次

      作为“中国通”，冈村宁次确实在华北给八路军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困难，但战后日本国内研究者认为，冈村善于与国民党系统的伪军打交道，与一般日军将领相比，也更了解中国社会。但是，他利用维持会等伪政权与中国共产党争夺基层政权的计划却完全归于失败。日本国内参谋本部中国课一度认为八路的给养是由苏联提供，要求日军切断延安与苏联交通线，体现了中国课作为日军对中国情报收集中心机关，对中共的人民战争理论体系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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