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西汉的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所撰写的《史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最优秀的史学著作,文学水平也极高.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一般认为,有两个原因：

　　一，为了歌颂汉王朝。司马谈在临死时，曾对司马迁说，作为一名史官，别忘了著书歌颂西汉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司马迁自己也认为，对汉武帝的“盛德”和王侯将相大臣的功绩，作为史官如果不能记载、宣扬，是“罪莫大焉”。司马迁是西汉夏阳人(现陕西韩城县)。生于公元前145年，死于公元前87年左右。从小受过良好教育，20岁时曾漫游全国。后当官，虽只是一个小官郎中，但负责保卫、扈从皇帝，接近武帝机会比较多，并因此得到汉武帝赏识;以后接父亲司马谈的班，充当太史令。太史令在当时是一个中下级官吏，负责天文历法，掌管、整理国家的图书资料。官虽不大，作为一般士人，能有这个位子，已经相当满足了。正因此缘故，司马迁对汉武帝可以说是忠心耿耿，一心想通过拼命工作“亲媚于主上”。司马迁遭宫刑后，担任中书令，相当于今天的机要秘书，天天在皇帝身旁。可见与汉武帝的关系非同一般。司马迁以“古贤臣”要求自己，爱岗敬业，一直是“尊宠任职”。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建元”是汉武帝的年号。“隆在建元”就是说汉武帝的功德达到了西汉诸帝的最高峰。

　　二，为了宣扬儒家思想。《史记》全书130卷，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达汉武帝之时，前后约三千年，共52万多字。司马迁于公元前104年开始写《史记》，花了十多年时间才完成。司马迁说，他之所以要写三千年的通史，主要是为了探讨历代统治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

　　艺，是指儒家经典。拾遗补艺，是指弥补儒家经典的不足之处。儒家经典发展到汉武帝时，数量庞大，内容烦琐，而且多半是一些抽象的原则，很难为一般人所吸收。司马迁感到，如能继承孔子著《春秋》的传统，撰写一部系统的通史，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就能更好地宣扬儒家思想，而弥补已有经典的不足。这是“拾遗补艺”实质所在。在宣扬儒家思想上，《史记》确实成为前无古人，独具特色的“一家之言”。

　　应该看到,由于当时汉王朝处于上升时期,儒家思想是为巩固这一王朝服务的,所以《史记》虽说是歌颂汉王朝,宣扬儒家思想的,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伟大,相反,这正是高度评价它的一个前提。

　　现在历史君还要说一点不一样的。

　　《太史公自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见，司马迁的思想体系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但同时又吸收了道家思想来丰富、补充和发展了儒学道德伦理思想。在深入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忠于事实，从而使人的道德价值同历史事实、历史进程、历史规律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为道德价值观提供了坚实基础。

　　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讨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是怎样“究天人之际”的呢?他在《自序》中说要“正《易传》”，而这正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易传》以变化为天人宇宙的永恒法则，“生生为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息矣，”(《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对此，司马迁也认为“《易》著阴阳五行，故长于变”(《太史公自序》)。《易》自东汉郑玄始，将《易》归之为三，“易简，变易.不易”，而司马迁在此特别强调“变易”，可谓正切中要害，并为其治《史记》的哲学依据。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是基于自然与人事之间有统一关系的认识论基础,而且根本上是受到了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文化尤其是孔子的人文思想文化的积极影响。这种观点与汉武帝所提倡的儒学正宗的所谓 "天人感应"学说相对立。

　　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

　　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史观不同,司马迁肯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他对历史上出现的革命和政治改革,总是采取赞美的态度。他对法家如吴起、商鞅、秦始皇等,尽管从感情上并不喜欢他们,但对其变法取得的成功,则加以肯定。司马迁认为历史的盛衰不是偶然的,史家则应“原始察终,见始观衰”。而历史往往是在“盛”中已包含了“衰”的因素,“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向来的历史以政治为中心,以帝王的起居注为主要内容,司马迁却注意到了社会和经济,自觉地有意识地总结、研究经济问题。在记录整个人类的活动中,司马迁重视人民群众和下层社会的力量,在历史中抬高了平民的地位,如在世家中加入了陈涉,列传中的游侠、刺客、滑稽等大都是平民。他还重视维护华夏的统一,主张各民族的平等友好,反对掠夺侵暴。司马迁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史记》创作，无论是从宏观的整体布局，还是从具体的一人一事，还是从其创作的思想倾向，无不表达其对人的肯定与歌颂。

　　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要通过著作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和社会理想。《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理想是使《史记》成为《春秋》第二,他自己成为第二个孔子。在这方面,司马迁以孔子作《春秋》深自期许,继承了古代良史“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精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即使对汉高祖刘邦,也如实地记载了他好逸恶劳、贪酒好色等无赖习气;而《封禅书》则记载了汉武帝迷信神仙的一些荒唐活动;《酷史列传》中则如实写汉代残酷的吏治;《平准书》里则对汉武帝黩武给人民带来的苦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匈奴列传》《大宛列传》、《佞幸列传》里,则揭露武帝所宠幸的权贵们的骄奢跋扈和贪纵无耻。

      司马迁始终坚持独立思考,把他的歌颂更多地给了具有优良品德和反抗精神的下层人民和许多不为当时官方舆论所容的人物,以及遭受迫害打击的忠臣良将;肯定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司马迁进步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司马迁写《史记》,窃比《春秋》也是寄寓理想于其中的,而他的理想也是靠历史事实的敍述来体现的。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的学术志向，并非他宣称有此成就。究，探究，追问，此句是讲哲学家的任务;通，通透，解释清楚，此句是讲史学家的任务;成，理论建构，此句是学问家的毕生事业。邹老师的理解愚以为有失偏颇，此三句在今天来看就是打通文史哲，成就学问大家，述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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