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日前出台高考新政，深化考试制度的改革，其中的“文理不再分科”尤其引发了诸多热议。其实，在中国古代，各种考试制度改革一直没有断过，先秦时期已有“口试”，西汉时期出现“笔试”、“抽签考试”，唐代开始设“特招”，宋代曾精减“考试科目”，明清时期考试更加“标准化”……
汉代官员选拔首现“笔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考试制度的国家。先秦时，齐国上卿管仲已提出了选拔人才的“口试”模式，“设问国家之患”。到西汉，现代考试最主要、最普遍的模式–笔试已出现。
刘邦在建立汉朝后，意识到了人才对治国的重要性，大力推行上古三代时已存在的“察举制”，广招人才。刘恒当了皇帝(文帝)后，在察举制这种选人用贤手段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策问”环节。
所谓“策问”，又叫“策试”，系由皇帝亲自主持、亲自出题的考试，由应试者进行书面回答，即汉文帝所谓“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公元前165年，汉文帝下诏，对所有经三公九卿、郡守荐举的应试士子进行统一笔试，选出成绩优异者。据《汉书·晁错传》，汉文帝很重视策问环节，所有答卷均严加密封，“周之密之，重之闭之”，不得泄露。
汉文帝主张的“策问”，在中国考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笔试，也是世界最早的一次笔试。而且，开创了封建皇帝亲自主持考试的风尚，为以后历代皇帝所效仿，科举时代的“殿试”模式或许就是受此启发而来。
在中国这次最早的笔试中，获得最好成绩的是后来成为著名政治家的晁错，“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晁错也因此成为是史上“笔试第一人”，其答题格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这类考试的模板。
在汉文帝之后，笔试成了通行检验水平和业绩的常规手段。如确立儒术在中国文化中统治地位的大儒董仲舒，就是在汉武帝刘彻第一次诏举贤良的笔试中脱颖而出的，其“天人三对策”，受到汉武帝的赞赏，考试成绩名列“上第”，出任江都相。
更值得一提的是，董仲舒不仅是笔试的受益者，还是“考试”这一词汇的首提者，他在《春秋繁露·考功名》一书中提出了“考试之法”：“计功量罪，以多除少，以名定实，先内弟之，其先比二三分，以为上中下，以考进退……”
汉代实施“五经课试法”
刘恒实行的“策试”，并不是针对普通的学子，汉代对在校生的考试模式则是“抽签考试”。
汉代是中国教育史上大力兴办高等学府–太学的时代，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兴太学”建议，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要求丞相公孙弘等人拿出设立太学的具体方案，不久即在当时的首都长安建起校舍，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由此开始。
此后，汉代的高等教育进入快车道，太学扩建，学生扩招，校园规模和在校生人数均大大增加。在西汉末期王莽主政时，太学进一步扩建，建成的校舍能容万名学生，一直到东汉末年，汉代太学生的数量都常维持在3万名左右。
汉代太学“宽进严出”，并没有严格的入学考试，以甄别选送为主，但要想毕业拿到“学位证书”(以被选拔当官，即所谓“入仕”为标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太学的学生每学年都有考试，即所谓“课试”。根据课试成绩好差评出甲、乙两科，成绩直接与仕途挂钩，优秀者可授以相应的官职。
课试采用“射策”的方法，通俗地说就是将考题(“策”)放在桌子上，考试时由学生随机抽取(“射”)作答，根据答案的优劣评出学业等级，类似于现代的“抽签考试”。另有学者根据《后汉书·顺帝纪》注引《前书音义》，认为射策是一种“选题考试”。
射策是汉代特有的学生考试模式，当时太学生主要学《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经”，考试时便围绕五经出题，因此又称“五经课试法”。
汉代的太学生考试制度先后有过多次调整，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由于太学生在校人数过多，旧的考试办法已不能适应扩招，于是汉桓帝刘志对考试制度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将原来一年考一次，改为两年考一次，录取名额也不再加以限制。
据《文献通考·学校一》，在改“两年一考”的同时，又设复试制度，可以多次考试，第一次没考好者还有二次、三次……，只要通过考试都可以“补吏”;或者留校，等两年后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由于复试并没有次数限制，大大减轻了学生的学习压力。
唐朝“乡贡”允许“自学考试”
中国考试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革是在隋唐时期。因为此前的考试属于“察举制”时代的考试。而在此之后，中国才进入了真正考试的“科举制”时代。
隋文帝杨坚在建立隋朝后，于开皇年间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人才选拔方式，实行分科考试，设秀才科、明经科“分科举人”。隋文帝死后，隋炀帝杨广于即位次年(公元605年)即对“分科举人”的考试制度进行改革，考试科目多达“十科举人”。在推出分科考试的同时，隋朝还全面恢复中央和地方的公办学校(官学)，强调考试制度：“教习生徒，具以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唐代则出现了系统的国民教育体系，与之配套的考试制度也全面建立。唐代考试的特点之一是面向全体国民，不只在校学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社会青年等非在校生也可以通过自学参加考试，这种非在校生参加科举叫“乡贡”。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乡贡不仅和在校生有同等的报考资格，在中唐以后甚至出现了“重乡贡、轻生徒”的现象。
起初自学考试有严格要求，考生必须在当地(本籍)报名，必须经过县、州府的考试，合格者才能上报个人档案材料(解状)，每年十月参加礼部考试。到唐朝后期，对自考生的限制放宽，不再受籍贯限制，可异地投奔取解，州县考试也不再严格，有时不经过考试也能给予解状，称之为“拔解”。乡贡为平民子弟开辟了一条升迁之路，自学者可以和生徒一同竞争人仕，极大地刺激了民间自学与办学的热情。
上述是唐代的常科考试，在唐朝的考试制度改革中，还设有“制科考试”。所谓“制科”，是有别于定期考试的不定期科举考试，制科又叫特科、制举，目的是防止常科考试埋没特长生，选拔“非长之才”，以弥补常科的缺陷和遗憾。
制科考试类似于现代的“特招”，招收某一方面的特长生。据《云梦漫钞》记载，高宗李治在位时的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唐朝始设制科，显庆三年(公元公元658年)始有“志烈秋霜科”，诗人韩思彦考中该科。之后，武则天又对制科考试作了调整，要求进行殿试，加试策文三篇。
宋代进士考试分为“经义”“诗赋”
明清考试“标准化”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
宋代科举考试同样经历过几次较大改革，改革的目标首先是对考试内容进行调整，精减考试科目。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教育家范仲淹提出了“精贡举”的观点。到王安石变法时期，合并考试科目成为科举考试改革的中心内容。在王安石的考试新政中，罢去明经诸科，仅存进士科，同时设立“三舍升试法”，实行由学校直接升选贡举的制度。
考试制度改革在历朝都是大事，王安石的考试改革由于变化较大，争议也大。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朝廷只好将进士考试分为“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两个考试科目，到南宋初，又将经义和诗赋合为一科……就如今天的文理分科一样，分分合合，反反复复。
宋代也有制科考试，还提升了武则天开设的武举考试地位，让“武举”与“文举”一样，拥有同等的“学历地位”，当然这与当时国家对军事人才的需要有很大关系。
宋代的考试科目改革，都是围绕为国家选拔出实用人才、急需人才而设置的。如王安石考试改革中就重经义而轻诗赋，去掉诗赋、帖经、墨义，曾遭到苏轼、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
明清时期，中国的考试制度已完全定型，科举考试分为童子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四种固定考级，最明显的是出现了“标准化”考试。考试以“八股文”为典型，作文从开头到结尾都有固定的标准和程式，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为题目，以朱熹等的注释为标准。
“标准化”考试减轻阅卷者的工作量，但因为脱离社会实际，不利于考生的自由发挥和人才选拔，当时便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清乾隆二年(公元1663年)，朝廷曾一度诏废“八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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