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都知道有个典故叫做《徐溥储豆》，今天咱就来说一说这位固执的清官徐溥。
弘治元年（1488年），清洗了前朝旧臣的明孝宗朱佑樘，组建了自己的第一套内阁班子：刘吉，徐溥，刘健。
三个人都是朱佑樘做太子时的老师，其中两个在前面已经露过面了，刘吉是根标准的老油条，刘健是门性格暴烈的炮筒子，露面不多的，却是徐溥。而在弘治朝初年的内阁班子中，他才是最受朱佑樘信任的人。
徐溥，字时用，江西宜兴人，景泰五年进士，历任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等工作，入阁的时候已经五十九岁，可谓是饱经风霜了。
所谓人在江湖飘，怎能不挨刀。宦海沉浮几十年，不得罪人是不可能的，不被人骂也是不可能的。在明朝做到中央级的高官，如果背后没人吐口水，那是相当的不正常。
可徐溥却偏偏不正常，从基层到中央一路爬上来。人人一看到他，准想到今天政府机关门口看传达的慈祥老大爷，不管奸臣还是忠臣，都会情不自禁的赞叹一句：好人哪。
徐溥是好人，在那年头好到地球人都知道。内阁里的搭档刘健，是个标准的急脾气，从来都是三句话不合就翻桌子，唯独和徐溥讨论工作的时候客客气气，凡事礼让三分。内阁首辅刘吉，是坏到脚底长疮的小人，素来善搞蝇营狗苟打击报复，却对徐溥尊重有加，出了矛盾也退避三舍。至于拿得罪人当家常便饭的王恕，竟然也和徐溥保持长期良好的工作关系，退休回家了也不忘写回忆录称赞徐溥，表扬他“一心为公，国之干器”。做人做到这一步，可谓是相当的成功。
但这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还是因为他为人太正派。正派到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自我批评。
他做“自我批评”的方法很有趣：在书桌上摆两个瓶子，一个瓶子装黄豆，另一个瓶子装黑豆，如果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就往瓶子里装一颗黄豆，如果自己做了一件错事，就往瓶子里装一颗黑豆。每天都要检查一下两个瓶子到底是黄豆多还是黑豆多，如果发现黑豆多了，就做深刻的自我反省。大半生的宦海沉浮，他就是从不断的自我反省里走过来的。
严于律己的徐溥是个绝对的好干部，生活艰苦朴素，不背后乱说闲话，不耍阴谋诡计，不搞贪污腐败，只是一门心思干工作，光明磊落对待同事，勤勤恳恳上下班。他的为人处事，忠臣服，奸臣也服，一句话，这是个品德高尚的厚道人。
但选阁老不是选标兵，人品好也不一定意味着工作能力强。事实上，朱佑樘之所以重用徐溥，除了品德原因外，更因为《明史》中评价他的一个词：凝重有度。
解释一下：凝，是指含蓄，重，是指稳重，有度，是指有气度，胸怀宽广。这个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徐溥是一个含蓄老练，做事稳重，胸怀宽广的人。
这样的人，不进内阁简直是屈才了。
这正是朱佑樘重用徐溥的原因：弘治朝初年的国家政局，其实还处在过渡阶段，前朝的弊政要革除，积累的问题要解决，未来的发展方向要找好，但这一切都要有个前提－国家稳定。
治国就像开车，不开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开快了却有可能翻车，翻车就要没命。只有开得又快又稳，才是高水平的司机。
而内阁就是国家的发动机，在彼时的大明内阁里，油滑的刘吉属于润滑装置，急脾气的刘健属于加速装置，而沉稳老练的徐溥，则是减速操控装置。弘治朝初年的工作不少，人事任免，清丈土地，抗灾救灾，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没有谨慎持重的精神是不行的，而徐溥，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而入阁的徐溥很快就表现出了他的工作能力。大小政务事无巨细，都能安排得妥当：国家要施行大政方针，他反复斟酌，尽量做到不骚扰百姓。同僚之间有矛盾，他耐心做调解工作。中央下派干部到山西，陕西两省清查土地，他事先给人家制定出完善细致的清查步骤与斗争方略，尽可能的在不出乱子的情况下把事情办了。
中央要任免地方干部，他严格把关，举荐的都是老成持重的好模范，黄河闹灾要赈济灾民，他担心原先核算的赈济款解决不了问题，又建议增加了三成。国家要修水利工程，他认真反复核算，最后的预算比预期减免了四成，中央要整顿腐败问题，他担心株连过多会出乱子，几次上奏章要求纠偏。总之，既要争取进步，又要谨慎小心，就是他的工作方针。
而他的人缘也一如既往的好的很，同僚犯了小错误，他既进行批评教育，又千方百计的帮忙遮掩，真正做到治病救人。刘吉整言官整的厉害，他想方设法帮忙营救，“两京之狱”事件里的许多言官都得到过他的庇护。刘吉明明知道，却也不敢拿他怎么样。总之，上下关系都处的好。
如果仅仅如此，徐溥也不过是个谨小慎微的官僚，而随着弘治朝日渐走向正轨，朱佑樘终于发现，厚道的徐溥还有另一项可怕的品质：固执！
身为一个老知识分子，徐溥也是有坚定的信仰的。他的信仰就是两个字：祖制。
所谓祖制，就是明朝开国时期，朱元璋制订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弘治朝，这些制度有的名存实亡，有的也败坏的差不多了。
这些现象早就让徐溥痛心疾首，他坚定的相信：朱元璋留下的制度是好的，国家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没有遵守这些制度，要想国泰民安，就要遵守祖制，凡事朱元璋说过的话，都是对的，凡事朱元璋提倡的事，都是正确的，谁要是敢破坏祖制，我就和他玩命。
比如叶淇要变更盐法，他认为这是纯粹扯淡，在朝堂上拼命反对。但是当有人污蔑叶淇贪污受贿，他却旗帜鲜明的替叶淇证明清白。后来叶淇辞官回乡，穷得连路费都凑不出来，经济同样不宽裕的徐溥慷慨解囊，送别的时候目送人家走出二里地，却急匆匆的追上来，气喘吁吁的拉着叶淇的手认真的说：虽然你人要走了，话我还是要说，你改革盐政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修黄河也不例外，明孝宗登基早期，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黄河决口，整个河南都演成一片汪洋。明王朝选派兵部尚书白昂受命治水，历经一年多苦干，总算圆满完成。
但刚忙活完河南水灾的白昂，却提出一个雷人要求：在山东加挖分流运河。
提这个要求的原因也很简单，作为十五世纪中国最杰出水利科学家，白昂看到了一个科学大难题：一旦黄河入海的流量激增，即使河南可以顶住洪峰，淮河也必然决口，如果那样，整个大运河也会被阻断。所以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在山东加挖十二条运河，分解其流量。如果此举实行，黄河的水患，才能彻底断掉。
但朝中的干部们，科学懂个皮毛，政治问题却看得重：黄河会不会再发水，那只有老天知道。为这么个可能的事，就要放血砸国家一大笔钱，这简直就是败家子。于是报告打上去，白昂就差点被骂死。
作为朝中公认的好人，徐溥勇敢的站出来，逐条驳斥了言官们对白昂的各种污蔑。然后以首辅的身份，对白昂的奏折拿出意见：不能修！
当然这不是对白昂有啥看法，而是在徐溥的观念里，凡是朱元璋说的都是对的，他老人家既然当年没这么修过，现在肯定也就没必要。这次明孝宗朱佑樘尊重了他的意见，你说不修那就不修吧。
结果两年后黄河大决口，整个苏北大地全泡到黄汤里。
这下徐大人却又来精神了，六十五岁的老头主动要求去灾区工作，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雄赳赳气昂昂奔赴一线，为治河总指挥刘大夏排忧解难，还走家串户访贫问苦，积极帮助灾民解决生产生活问题，把当地老少爷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徐大人，再生父母啊。
可是，要是当初支持白昂的计划，现在还至于费这劲？
和同僚玩命，和改革玩命，甚至和黄河玩命，一切都源自徐溥固执的信仰。按照中国官场的惯例，一个拥有坚贞信仰的政治家，不和皇帝玩命是相当说不过去的，在这点上，徐溥果然“不负众望”。
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应该说弘治朝的忠臣们已经很知足了：有朱见深这样的反面教材在前面摆着，早把励精图治的朱佑樘衬托的光芒万丈。但徐溥却明显不这么想：英明神武？你才刚上路呢。
因为徐老爷子素来以“向模范看齐”的标准要求别人，皇帝也不能搞特殊。朱见深算啥，你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谁是先进典型？当然是明太祖朱元璋他老人家了。
朱佑樘很快就感受到徐溥的“严格要求”了……
比如天文台（钦天监）有个叫李华的技术员，因为犯了错误被革职，后来又因为替皇后看风水得到赏识。朱佑樘想：老婆的面子是要给的嘛，要不让他官复原职？徐溥不干了：国家选拔干部是要有组织程序的，不正之风的口子开不得。皇上您下命令可以，不过我是坚决不会听的，如果您一定要下命令，那就先把我撤职得了。朱佑樘当然不会为了一个技术员罢免副总理，算了，那就听你的吧。
比如朱佑樘有几天起的晚，上朝时间迟了一会，按说领导日理万机，上班迟到也可以理解。但徐溥又不干了，不但严肃批评了朱佑樘的行为，还借题发挥，把朱佑樘回复奏章回复的晚和最近业余生活过多的错误都批评了一遍，最后归结一句话：皇上您比太祖差远了。这简直不像大臣提意见，倒像是学校里的班主任教育差生了。
严格要求领导也就算了，徐溥连领导的奶奶也干脆一起严格要求。周太皇太后（朱见深的母亲）想念小孙子了，想召崇王（朱佑樘的弟弟）进京叙叙旧。徐溥又发话了：太祖朱元璋早教导我们说，藩王不能随便进京。所以太皇太后的想法是错误的，是应该改正的。徐溥又非常体贴的对朱佑樘说：皇上您应该做通您奶奶的思想工作，督促他改正错误，要是您不方便去的话，我去？
朱佑樘是个孝顺人，当然不想让这家伙给奶奶添堵，算了，还是我自己去吧。
每到这个时候，朱佑樘都相当的无可奈何。他渐渐的明白，这个看似很好说话，办事厚道的老大爷，其实是个外柔内刚，毫不退缩的倔老头。
但朱佑樘总算是好脾气，基本都是很给徐溥面子，他更明白：这个倔老头是个对国家有益的人，特别是弘治五年刘吉滚蛋后，他接任内阁首辅，与几位同事通力合作，事事以与民休息为先，提拔推荐人才，保证了弘治朝政局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虽然也有黄河决口之类的傻事，但总起来说，还是功大于过的。
对这样的人，朱佑樘当然关怀备至。合理化的建议说得再难听也听。不合理的建议也好言抚慰。还经常把他召入内宫单独讨论工作。加官进爵当然更少不了，到了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徐溥已经是太子太师，加华盖殿大学士。该有的荣耀他已经全有了，当官当到这步，已经够本了。
徐溥当官够本了，可身体的本钱已经耗光了，他已经七十岁，浑身上下全是病，写字手发抖，走路打哆嗦，看文件眼发花，工作效率是大不如前了。他正式向朱佑樘请求退休，朱佑樘非常舍不得，接连挽留了几次，并特准徐溥刮风下雨天可以在家休息。但徐溥一脸苦相：臣实在干不动了，您就让臣享两天清福吧。
弘治十一年，带着朱佑樘丰厚的赏赐，七十岁的徐溥正式退休了。但厚道人徐溥的好人好事，并没随着他的退休而做完。
归乡的徐溥用全部的积蓄在宜兴溪河畔建了一个小宅子，当地地方官为巴结他，下令将宅子门口的一条大路封锁了，为的是怕车水马龙打扰阁老休息。消息传到徐溥耳朵里，徐溥怒了：谁让你骚扰群众的，怎么改的你给我怎么再改回来。
宅门口的溪河波涛汹涌，商旅往来非常不便，徐溥散步的时候瞧见了：这不是个事呀。立刻自己出钱造了一条大船，义务接送两岸来往行人，这就是今天当地依然津津乐道的“徐氏义渡。”
连他的家产也都捐出来了，名下的八百亩水田全都捐给了族人耕种。至于朱佑樘的赏赐？拿出来当“爱心基金”，周围乡亲的婚丧嫁娶，只要有经济困难的，都可以用这些钱来救急。
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七十一岁的徐溥与世长辞，追赠太师，谥号文靖，为缅怀他的恩德，他建在溪河边的老宅子，被命名为“世德堂”。
说起这个人，我总想起小时候雷锋叔叔的一句话：“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但是徐溥，这个高尚而固执的倔老头，却完成了这个高难度动作。关于这个人，毛主席语录里的一句话或许可以作为评价：他是一个纯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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