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个“新生汉魂”，到底给汉民族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应该看到，在李唐未建立前，汉民族的整体精神状态是呈下滑趋势的。汉人文弱几乎是中外共识。而李唐政权的出现，令汉民族的精神状态出现了转机。
我们都知道，唐承隋制，隋唐不分家。其实隋朝两位皇帝的血统也是这样，其母系皆出于鲜卑拓跋部，皇室的血统已是胡汉合流。所以也有史家说，“隋唐皇室是以父系为汉族、母系为鲜卑族的新汉族。”
历史学者陈寅恪先生论李唐血脉，有段著名的表述：
“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我中原文化颓废之躯。”
对此，史学界多有共鸣，现代史学家吴宓对此的领悟更通透些：
“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
这就是唐朝“新生汉魂”给汉民族带来的最大变化——缔造了雄健、伟岸的“新汉族”。唐朝男子，以壮硕为美;唐朝女子，以丰满为美。而最重要的，还不只是外形，而是他们均具有热情奔放的大国国民性情。
“新汉族”之精神气质令世界刮目相看。
即便文人，也雄性十足，他们喜好金戈铁马，愿驰骋于沙场边疆。继先秦之后，中国再次迎来“文人持剑”时代。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臣，许以义气。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这是大唐诗人李白在英年时，写给刺史韩朝宗的自荐书，可谓豪气飞扬。在现代人心目中，李白是个伟大诗人，所谓诗人，当然属于文人之列。但其时李白不是纯文人，他文武兼备，剑术了得。据《旧唐书》记载，在“国破山河在”的安史之乱岁月，李白曾听令大唐永王李璘帐下，披挂上阵。还写下了器宇轩昂的《永王东巡歌》，诗中将永王誉为东征的唐太宗，自比东晋卫国功勋、汉民族英雄谢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其沙场之志，着实不小。
像李白这样的持剑文人，在先秦之后少见，但在大唐却又多了起来。“文人持剑”系“大唐雄风”重要标志，这些诗人文人，他们不仅佩剑、写诗，而且还能投笔从戎、上阵杀敌。
我们前面讲了，唐朝的中国军队强盛一时，足以令世界不敢轻慢。这里，除了统帅李世民的影响力，还有充足的国力和繁荣的经济，为这支军队提供了强大保证。而在此之外，更有“知识青年”的贡献。
纵观盛唐时代，“知青从军”是为大唐军队一个显著特点。唐军战斗力非凡，与“文化人当兵”息息相关。在士兵构成上，盛唐时代军队“知青”居多，所以士兵素质极高。盛唐时期的唐主力部队士兵，主要由关中良家子和归化胡人年轻贵族组成。良家子即有田地家人、品行良好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接受过很好的文化教育，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荣誉感;而归化胡人青年贵族更是文化程度不低，他们大多对强大的唐王朝有一种近乎宗教信仰般的崇拜，试图通过拼死作战来获得唐对他们的肯定。
如此高素质的军士，必然造就一支作战勇敢、意志顽强的强大军队，世界岂敢轻慢?
注入了新鲜血液的“新汉族”在各个领域都有惊艳表演。诸如文学诗歌领域，唐诗之所以能登上中国诗歌顶峰，亦与唐代不少诗人的精神血统有关——系带有胡人精悍血统的“新汉族”。
就拿这个大名鼎鼎的李白来说，他当年的出生地碎叶城如今已不在中国疆域里，而是位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有史学家说李白的祖先是突厥人，比如陈寅恪就认为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不管这个说法是否准确，但说李白是带有胡人精神血统的“新汉族”应毋庸质疑。
还有被尊为“诗豪”的刘禹锡，据现代唐史研究学者卞孝萱的《刘禹锡年谱》介绍，“诗豪”本是匈奴后裔;而写出脍炙人口《琵琶行》的白居易，据现代史学家顾学颉考证，其祖先系龟兹人。这些豪放的唐诗大家都属于“新汉族”，他们的祖先都不是汉族人。
不仅他们是这样，就连相邻国家的纯海外人士，也主动加入了“新汉人”的行列，如日本诗人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新罗人崔致远等，长期滞留中国，无论语言还是行为举止，已看不出外国人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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