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军逮捕战犯的过程，多年来在各类作品中流传着多种版本，其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于祺元曾听父亲讲述过当年发生的事情。苏军进驻长春之前，苏联情报人员已经对关东军的装备、设施、军需仓库和主要日伪官吏的情况了如指掌。苏军方面曾给于镜涛看过一张伪满主要官吏的名单，让他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在这张名单中，并没有于镜涛的名字，因为他在当时是现任官员，正为苏军所用。
抓捕战犯经过被杜撰和渲染
关于这张名单，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由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纪提供给苏联方面的，还称他带领苏联红军到各家去抓捕。事实并非如此。于镜涛曾这样讲述，张绍纪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他因受到堂兄的影响，曾参加过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并帮助搜集一些伪满政府的文件资料。作为张景惠的儿子，他能有这样的思想和行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当时他并不具备与苏军接触的条件。当时，就连中共中央派到东北的干部想要开展工作，也得靠周保中从中进行沟通，做苏军工作。后来张绍纪作为张景惠之子被带到苏联后，也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直到从苏联引渡回国后，才由其当时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作的堂兄向组织介绍和证明他在伪满时期曾参加地下工作，后来他被安排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做日本战犯的监管和教育工作。
伪满大臣们“被开会拘留”
苏联方面对名单上的伪满大臣们，并没有实施抓捕行动。1945年8月25日，苏军通知伪满政府高官到苏联驻军司令部(原关东军司令部，现省委大楼)开会。会前，张景惠听说开会没有让于镜涛参加，便让吕荣寰、邢士廉和他的儿子张绍纪到市政府找于镜涛，询问苏军找其开会的目的，并称张景惠希望于镜涛一同过去。于镜涛碍于情面，便同他们坐车到了开会地点。进入会场后，苏军的加尔洛夫少将看到于镜涛也来了，当时很不高兴，问他愿意去苏联吗，于镜涛称“也可以”。
据于镜涛回忆说，当人员到齐后，出来见面的有科瓦廖夫大将、一名中将和加尔洛夫少将。科瓦廖夫对这些开会的人说：“目前局势还不稳定，你们呆在这里很不方便，我们认为还是到苏联去比较好。”到会的人都沉默不语。科瓦廖夫等三人到隔壁房间商量后出来对于镜涛说：“你来了，大家都看见了，就不能再走了，从这里出去一个人，都得经斯大林批准。”然后让这些人各自给家里写一个条子，列出需要随身带什么东西，由苏军派人到各家去取。在取所需物品时，还收缴了各家的枪支。
伪满大臣在苏联的生活是怎样的
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苏军先将这些人用飞机送到内蒙古的王爷庙，第三天又返回长春，集中安排在西安桥外的“三浦公馆”。这样，人们便猜测不到这些人的去向。
大家开始情绪不安，有人认为可能凶多吉少，议论纷纷。三天后，他们被送到苏联的赤塔。于祺元听父亲描述，日伪战犯在苏联居住的地方是一幢别墅式平房，周围都是树林，伪满大臣住第一座，溥仪一行住的是第二座，原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等住的是第三座。苏联允许伪满大臣和溥仪来往。
他们在苏联期间的生活待遇很好，一日三餐有丰盛的俄式西餐，还有一次午茶，有年轻的服务员，还有医生和护士经常给他们检查身体。当记者问起苏军拘留战犯的目的，于祺元称，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留存资料和为远东军事法庭取证，溥仪就曾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建国后，他们被遣返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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