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备初识诸葛亮一事，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流传面颇广的刘备“三顾茅庐”说。诸葛亮在其《出师表》中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陈寿在《三国志》中即采用了此说；另一种是诸葛亮“北行见备”说。三国时魏人鱼豢所著《魏略》明确地记载了诸葛亮归附刘备，是“亮诣备”而非刘备三顾的结果。同时《九州春秋》亦作了如是记载，可见并非孤证。
“三顾”说与“晋见”说可谓径渭分明、截然不同。孰是孰非？我们如果抛开主观的成见。揆诸史实，即可发现“晋见”说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也就是说刘备初识诸葛，是诸葛亮“北行见备”的结果。
诸葛亮高卧隆中，自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其实乃是“尺嚄之屈，以求伸也”。当时的局势是北方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有了庞大的智囊团，独据中原；江东的孙权也在承继父兄之业的甚础上独据一方，划江自守着。因而这两方势力对于晚去与外来的诸葛亮来说，其抱负与才能均难以得到全面的施展和实现。而荆州的刘表，拥兵自守，不晓军事，非雄才大略之主，因而抱有“管、乐之志”。积极进取的诸葛亮只有“待时凤翔”。南投荆州的刘备虽正寄人篱下，但在中原奋战数载，早以播下声名，不失为人中之主；且是汉室人物，因而择主刘备正合诸葛的意愿。曹操一统北方、旌挥南指的这种燃眉之势给他们的结识提供了天时、地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势之下，诸葛亮于是“北行见备”，为刘备谋划。《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载：
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亮遂言曰：“将军度刘镇南(刘表}孰与曹公邪？”备曰：“不及。”亮又曰：“将军自度何如也？”备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无非计乎！”备曰：“我亦愁之，当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全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乎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一客礼之。
持“三顾”说者一般均否定这段史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毫无道理。诸葛亮正是在初次诣备时，提出了“游户自实以益兵众”的建议，并由此诸葛亮得到了刘备的敬重。
刘表荆州时，北方战乱频仍，荆州地区则相对平静，“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荆州平乐，国未有衅”，因而流民游食者极多。而刘表坐保江间，并无四方之志，因而不曾致力于澄清吏治，整顿户籍，扩兵积粮，故刘表在荆州虽“招诱有方”，却“著籍者寡”，刘备在南投刘表后，从新野移屯樊城，所辖兵众仅为数千人，但当曹操南下，刘备撤离樊城时，则仅关羽之水军就有“精甲万人”，可见诸葛亮替刘备出此上策，利用荆州搜刮“游户”之机招募丁壮，扩充了刘备的军队。从诸葛登门见备、刘备“以其年少”而未加重视，到了解、尊重、信任诸葛亮的记述也合情合理。如果再从诸葛归附刘备到刘备南走夏口这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所发生的史事，即可发现刘备、诸葛此时尚不是“鱼与水”的关系，也就是说诸葛尚不及随刘备南下的关、张等人，史籍记载也均未涉及诸葛亮辅助刘备事，因而刘备特别器重诸葛亮并无具体事实依据。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魏略》成书于《三国志》之前，是当代人实录当代史，鱼豢为早陈寿一辈的人，而隆中其地在赤壁之战以后即并入了曹魏的版图，上距刘备三顾隆中求见的时间较为短暂，因而鱼豢如要收集这方面的史料是不难做到的。那么是不是鱼豢故意置刘备“三顾”而不顾，凭空捏造出亮“北行见备”呢？当然不是！《魏略》“有纪、志、传，目是正史之体”，是史料丰富、态度严谨的史著。在裴松之所引诸书注《三国志》时，此书则是被引用最多者。之后，西晋的史学家司马彪在审慎详察的情况下，也持此说。可见其真实性的程度是可以靠得住的。那么陈寿又为何一反前代及同代史家之论而独持“三顾”说呢？这一则是取之于诸葛亮的《出师表》，再则用“三顾”说更符合于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更能显出刘备的德行及诸葛的清名，从而也就使之达到了封建意识的理想化高峰。
我们回过头来看诸葛亮的《出师表》。《出师表》是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出发时所写。这篇表与其说它带有自传的性质，倒不如说是出师的宣言、北伐的誓词。《出师表》其意正在于统一军心、统一民心以激励斗志，完成北伐大业。这里我们试作一揣测，《出师表》作于227年，此时刘、关、张群雄俱亡，无从对证，因而诸葛亮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提出了“三顾”之说。当然这可能性颇小，更大的可能则是刘备在樊城结识了诸葛亮后，“知亮有英略”，因思其成性而曾经二往隆中与之作过倾心交谈。
千百年来，刘备“三顾茅庐”说之所以压过诸葛亮“北行见备”说而广为流传。一方面是因它有声有色，有着浓郁的传奇色彩；另一方面则是刘备求贤若渴及谦逊精神更合乎读者的心理，因而更易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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