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旗人有称臣的，也有称奴才的。雍正朝还曾要求统一用臣字
资料表明，清入关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对奏章中称奴才或称臣进行统一规定。沿袭入关前满洲旧俗，旗人面见皇帝及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有用臣的，也有自称奴才的。康熙时期，仍有两称并用，甚至同一奏折中，既称奴才又称臣的情况。雍正初，清廷试图统一相关称谓，《钦定八旗通志》卷首之九：雍正元年八月，清廷试图统一相关称谓：“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特谕。”虽然如此，我们看到，雍正时期的奏章中，仍然是两称并存，同为旗籍官员，既有称臣的，也有称奴才的。汉文文献如此，满文文献也如此。雍正帝亦并未因其自称“奴才”、“臣”而表示批评或斥责，而是照常批以“知道了”等语。
直到乾隆前期，此种两称并存的情况仍然可以见到。
与雍正朝要求统一自称为“臣”不同，乾隆帝要求满族大臣公事与私事分称臣、奴才
然而，此时旗员称呼问题也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一个典型事例是，乾隆六年，贵州官员张广泗上奏请求将长子留在自己身边，奏折中，自称为臣，而将儿子称为奴才，乾隆帝为此专门下旨，对张进行训斥。这表明，虽然旗籍官员奏章中仍然两称并存，但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对于旗下官员私事折，已经开始要求称“奴才”，以维护满洲旧俗。
至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对官员自称进行规范。不过，这一次与雍正朝的要求统一自称为“臣”不同，乾隆帝要求公事与私事分开办理：“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
至此，清代官场称谓中，奴才与臣的称呼规矩基本确定。《清稗类钞·称谓类》记载了奴才称呼运用的基本情况：“不独满洲也，蒙古、汉军亦同此称，惟与汉人会衔之章奏，则一律称臣。”同时，“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称奴才，虽与督抚会衔，而称奴才如故，不能与督抚一律称臣也。王公府邸之属员奴仆，对于其主，亦自称奴才。”
大体上说，官方文件及正式场合称奴才的，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满洲等旗下官员，觐见皇帝、皇后时，自称奴才。在奏折中也使用奴才这一自称，无论官职尊卑，甚至官居大学士、尚书之职，仍然自称为奴才。而汉族官员无论在觐见还是奏章中，都自称为臣。这时称奴才，显示出清自乾隆以后，对满洲旧俗的极力维护。
第二种情形：清制中，武职官员对皇帝，也自称为奴才，虽然与督抚大员会衔上奏，都自称为奴才。究其初制，或有深意，但行之既久，则视为习惯。至咸丰二年，将武职称奴才之规矩推广至武科举人，令“嗣后中式武举引见。俱一律奏称奴才。如再有错误。即将该提调等奏参。”
清末，反满浪潮迭起，人们对旗员与汉官的不同称谓多有议论，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等联名上“满汉平议”折，提出“奏折中无论满汉一律自称曰臣，不得再用奴才字样”。至宣统二年(1910)，清廷宣布：“我朝满汉文武诸臣，有称臣、称奴才之分。因系旧习相沿，以致名称各异。……当此豫备立宪时代，尤宜化除成见，悉泯异同。嗣后内外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著一律称臣，以昭画一而示大同，将此通谕知之。”推行不久，清王朝即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土崩瓦解了。
清自乾隆时确定此制，并与整个清王朝相始终。其初制，本意在维护旗下旧俗，提示旗籍与武职人员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保持所谓“国语骑射”，随时准备效忠于王朝统治，这也推动了这一称呼在社会上的广泛使用。客观上，这一称谓也区别了旗人与汉臣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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