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既然游牧民族并没有因为气候严寒就频频南下，但他们到底还是南下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不考虑‘环境人口容量’的气候史都是耍流氓”。

　　气候史的刻板印象

   这几天里，全国气温从南到北普遍骤降，雨雪霏霏，让人窝在家里，哪儿都不想去。也暂时忘记了之前由于气温持续不降导致的雾霾影响。新闻里，哈尔滨动物园里的企鹅据说都冻得发抖，人们以此来证明本季的严寒——连企鹅都冻成狗了，人都给冻成啥样了。我的朋友们纷纷南下歇冬，像候鸟一样飞往南方。

　　寒冷的气候让人不禁想到了过去许多年里热门的“气候史”，气候史是建立在一系列气象史证据上的历史研究。这个交叉学科利用“树木年轮”“冰川冰芯”，或者泥沼中沉积的“花粉孢子”重建了过去数千年中地球表面经历的气候变化，然后，将气候变动的峰值和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进行对比，以此实现对历史的“自然”解释。

　　气候史研究的先驱就包括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他于1973年所作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虽然严谨地将气候变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作者还是暗示了气候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十二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这时，金人由东北侵入华北代替了辽人，占据淮河和秦岭以北地方，以现在的北京为国都”。

　　再往后，另一个气候史研究更为名声显赫的案例就是“小冰河”。我们已知，地球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周期性的“冰河时代”，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小冰河”时期就在17世纪达到巅峰。这时候就是中国的明末。美国考古学家布莱恩·费根在《小冰河时代》一书中就描述了典型的气候史风格是这样的：经历了小冰河峰值的“17世纪30年代，明王朝时期的中国举国大旱，政府横征暴敛，激起四方民变，满族势力趁机从北方加大攻击力度。至17世纪40年代，中国南部肥沃的长江流域先后遭受严重旱灾、洪灾、时疫、饥荒。数百万人或活活饿死，或死于1644年满族击败明王朝的最后一次战役。17世纪40年代初，饥饿和营养不良引发的致命传染病使得日本国内大批民众丧命。同样恶劣的天气也波及朝鲜半岛南部肥沃的稻田，传染病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一言以蔽之，天气一冷，游牧民族就会南下，中原就会板荡。简单来说，就是天气严寒导致了匈奴、鲜卑、女真、蒙古这些草原部落的南迁，展开了对农耕地带的征服——天一冷，北方民族就要南下(避寒)——想出这个理论的，一定是怕冷的南方人。

　　“环境人口容量”的秘密

   然而，这个表明上完美的解释，并没有那么可靠。举出一个天气变冷和人群迁移吻合的例子，就有另一个不吻合的例子等着。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研究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的中国气候和人口的关系，他观察到生活在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迁的时段里，并没有发生气温骤降。以此证明，气候对人类的影响更为“复杂”。拿竺可桢先生的气象史对照，也可以发现，气温变化和北方人群的迁移并没有那么严格相关——那些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严寒。数据更多表明了，他们实际上是想南迁就迁!

　　我们还有另一个更简单的逻辑方法来论证气候史的认识性偏差。即便我们承认“天气一冷，游牧民族就会南下”这一假设，可这和另一个前提矛盾。温度急降的“小冰河气候”在历史发生多次，如果寒带人群都受不了严寒而南迁，那么北方游牧民族早就一次性南下走光了。(他们最初怎会到北方定居都会成谜。)然而实际情况是，“南下”在历史上屡次发生。也就说，还有许多北方民族有能力忍受住极度严寒，继续在北方繁衍生息。既然如此，他们的后代为何衰弱到忍不住寒冷，选择南下呢?唯一的解释就是，生活在北方的民族早就有一套适应寒冷的文化方式，没必要仅因寒冷就离开家乡。认为北方游牧者冷得找不到北，只是南方人本身逃避寒冬的心理投射。

　　既然游牧民族并没有因为气候严寒就频频南下，但他们到底还是南下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不考虑‘环境人口容量’的气候史都是耍流氓”。一块单位土地上物产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就是“环境人口容量”。假设西伯利亚森林里，每平方公里的物产可以养活30～50个人(气候最差的年份是30人，最好的年份是50人)，环境人口容量=30～50;上海每平方公里生活20000多个人，人口容量=20000+。总体上讲，人口容量会随着纬度和海拔的上升而下降。

　　这个概念对我们理解“气候对民族迁移的影响”至关重要，气候波动实际上影响的不是个人，而是人口容量。如果11世纪时，生活在南西伯利亚的一个蒙古部落只有25个人，低于人口容量的下限(30人)，那么不论是暴风雪还是极寒，都不会让他们挨饿，因为单位土地上的食物足够他们开销。反过来，如果这个部落人口突破了50人，那么即便是年成最好的年份，还是有人会吃不饱，那就更别说如果这时还遭遇了极端气候的话。

　　从“人口增长与环境容量变化关系”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气温波动影响的是人口容量，使之在一个区间的上下限(30～50人/平方公里)之间波动。而该地区的人口数量则存在一定比例的增长，当人口增长曲线低于环境容量曲线的下限时，无论多剧烈的气候波动，都不会影响人们的生计，也就不会发生“南迁”。而当人口增长曲线突破了环境容量的下限(30人/平方公里)时，即便普通的气候变化，也会造成食物短缺，引起迁徙。从图中看，两条曲线焦点G点位置其实处于环境容量曲线(气候波幅)的平均位置，并不处于气温极低的情况。

　　归根到底，不是极端的气候导致了人群的迁移，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大量“北方民族南下”，而是人口增长本身。人口增长突破环境容量后，导致的食物供应不足，才是北方民族“南迁”的关键。因为，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迁移是他们解决食物不足的第一方案。如我之前所说，人口容量会随着纬度降低而上升，南方通常总比北方能提供更多食物，这在东亚就表现为“南迁”。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解释了气候对人口环境容量的影响，我们需要借助文献来论证一下这个新的观点。

　　以历史上最著名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为例，关于蒙古部落起源的《蒙古秘史》中，在开头部分，有很多篇幅提到了一种独特的生计活动：成吉思汗祖先之一的“豁里剌儿台·蔑儿干由于豁里·秃马惕地区自相禁约，不得捕猎貂鼠、青鼠等野兽，感到烦恼。……因不儿罕·合勒敦山为可捕猎野兽的好地方”便迁移了过来。很有意思，成吉思汗的祖先作为游牧部落，并没有因为气候变化而迁移，他们迁移的理由非常特别——不得捕猎貂鼠、青鼠等野兽，感到烦恼。

　　提到蒙古与貂鼠关系的不仅是《蒙古秘史》，当我们再次读到《北史》、《隋书》“室韦传”(汉文文献对“蒙古”的称呼)时，同样会发现一些有趣的记载：室韦部落“夏则城居，冬逐水草，多略貂皮”、“多貂”、“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貂，衣以鱼皮”。蒙古室韦部落为何捕貂，“两唐书”说得更清楚。《旧唐书·室韦传》、《契丹传》都有“遣使贡丰貂”、“岁内貂皮为赋”的记录。

　　这些文献为我们理解蒙古部落的起源和迁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他们“捕猎貂鼠、青鼠等野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吃肉，而是为了貂皮，这些貂皮也不是自用，而是“进贡”。进贡给谁?无疑就是“两唐书”作者们背后的“南方帝国”。对于蒙古部落来说，貂皮并不是白白进贡的，辽、金两朝其实用本地所产的粮食、盐、铁器和蒙古进行交换。达官贵人以貂裘为宝，用盐、粮促使蒙古部落不断为了捕貂而迁移。反过来，外来输入的粮食、铁器给蒙古部落人口的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我们的“人口增长与环境容量变化关系图”中可以看到，外来食物的输入，导致了部落人口的持续增长，过不了多久，或者因为“貂鼠”产量下降“感到烦恼”;或者因为辽金乃至宋朝对貂皮需求的下降，输入蒙古地区的粮食开始减少。然而，因为过去很多年中增长出来的人口，却没有那么容易下降。饿着肚子的部落民，就需要以寇边、劫掠的方式，向南方曾经的贸易者获取粮食。而这就往往成了我们熟知的某部游牧帝国史的开头了。

　　我们用同样的视角来看后金(清朝)的兴起，就更加清晰，女真向明朝提供貂皮的贸易过程和蒙古的起源别无二致，只不过在进贡清单里多了一项“人参”。当貂皮和人参贸易下滑时，明朝与女真的矛盾就慢慢变得不那么友好了。

　　综合起来，我们至少澄清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气候变冷，并不会使北方民族南下。不然的话，北极早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输出地了。在“南迁”之前的很少被记录下的北方人口增长过程，才是大量汉文文献中记载的匈奴、鲜卑、蒙古、女真部落南迁的真实原因。反过来说，那些北方部落人口的增长，实际上源自南方人的物质需求和欲望。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留下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的苏轼可曾想到，他在山东高密“老夫聊发少年狂”时穿戴的“锦帽貂裘”就来自中原与北亚之间看不见的贸易之网。而这背后，则预示了一个多世纪后蒙古人口增长，继而南下低纬度平原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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