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些研究者往往把曾国藩看作理学家，并特别强调他早年就追随唐鉴讲习理学。其实，他对诸子百家各派学说，都采取兼包并蓄的方针。他所推崇的宋儒，亦不是二程和朱熹，而是周敦颐和张载，对程朱和程朱理学反而有不少批评。所以，严格讲来，他与唐鉴、倭仁那样的理学家还是有不少区别的。然而，他治学虽然博杂，却始终以理学为核心，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过去很少有人谈过。
为谋求功名而无暇顾及学问
自南宋以来理学一直在湖南学术领域占据优势。长沙当时有两个最有名气的书院，一个叫岳麓书院，一个叫城南书院。嘉、道以来的几代山长都是讲习理学的。曾国藩本人及其亲朋好友都在这里学习过。湖南著名学者欧阳厚钧和贺熙龄，就是他们的老师。在这种环境下，曾国藩不可能不受到理学的熏陶和影响。只是由于曾国藩当时正急于谋求功名，眼光完全局限于应试诗文，无暇顾及学问，所以未能从这里直接走上治理学的道路。
曾国藩后来走上治理学的道路，主要是受到唐鉴的影响。唐鉴是湖南善化人，翰林出身，道光二十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号称理学大师。曾国藩为了弄清做学问的门径，曾登门求教。唐鉴告诉他，“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为了突出理学的指导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特别强调，“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还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曾国藩听后顿开茅塞。他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规。”可见，唐鉴对曾国藩之研究理学，的确起了指路人的作用。
曾国藩按照理学家的模式修身养性，则主要是由于倭仁的影响。本来，唐鉴也谈到“检身之要”。唐鉴说，“近时河南倭艮峰前辈用功最笃，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希望他引为榜样，将读书和修身结合起来，但曾国藩回去后却没有照办。曾国藩向倭仁请教修身之道，倭仁告诉他“研幾功夫最要紧”。还说，“心之善恶之幾与国家治乱之幾相通”。最后，倭仁要求他必须“写日课”。倭仁的所谓“幾”，就是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露出的某种迹象，所谓“研幾”，就是抓住这些迹象加以认真研究，从而把握其发展趋势，权衡利害，加以解决。其解决办法就是通过静坐、札记等自省功夫和相互讨论，将一切不合圣道的杂念消灭于刚一“闪念”之时，以使自己的思想沿着“圣人贤人”要求的方向向前发展，并将学术、心术、治术联通一气，通过学问的增长和道德修养的提高，逐步体验和学习治理国家的本领。这就是理学家一套完整的修、齐、治、平理论。
声望大增 理学家之名传遍京师
此后，曾国藩开始按照倭仁的要求进行修身养性。他每天阅读《朱子全集》后，静坐自省，对照检查，写出心得体会，并与吴廷栋、冯卓怀、陈源兖等人交流。曾国藩还经常把自己的日记送请倭仁批阅。这一时期的日记上留下不少倭仁的眉批，多是一些批评、鼓励之语。曾国藩通过同唐鉴等人的交往，大大提高了声望，不少人慕名拜访，切磋学问，理学家之名传遍京师。他自己也踌躇满志，以为用不了很久就可以成为一位大学问家了。他在信中对诸弟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于天地之完人。”可见唐鉴等人对曾国藩鼓舞之大，影响之深。他的门徒们后来所说的曾国藩“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即是指此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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