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这句话不如说得更透彻些：中国的奴隶们，身处底层，却常常为统治他们的上层奴隶主着想，甚至为主子的利益拼命。但是，我要强调：造就这一切的，不是被统治者，而是统治者。尤其是近代以降，清王朝的民族压迫式的专制愚弄统治，对汉民族精神性格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亲身体验清国国情的英国马嘎尔尼曾如是说：“满清政权以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于是乎，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在人类文明空前进步的近代，不进反退，退化成了最听话的“奴才族群”。十八世纪末，马嘎尔尼的同胞罗杰斯出使清国，回国后也写了一本回忆录。回忆录中记载的一个段落发人深省：罗杰斯访清时，清国恰逢大力宣扬的“乾隆盛世”，但罗杰斯所见满不是那么回事。他看到惨无人道的阉割术还在清国大行其道，于是抑制不住愤怒，公开为清国太监打抱不平。他对满清乾隆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但没等乾隆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
罗杰斯回忆录所记的这段“姚勋之音”，也有人说是马嘎尔尼留下的另一版本。这段故事虽然没有更详实的史料佐证，被现代不少人怀疑为杜撰，但是，随后发生的一连串真实史事，却足可证明：有没有姚太监这个人这段话并不打紧，奴才们并不孤独，一个奴才国的精神底色，无需孤证。
1860年，英法联军进北京，攻打圆明园，满清皇室和八旗军队全部作鸟兽散，但却有“八品太监”汉人任亮等20位宦官冒死抵抗，为保卫满清主子的乐园殉难。后来清廷为任亮树碑立传，碑文是这样写的：“勇哉明亭，遇难不恐，念食厚禄，必要作忠，奋力直前，寡弗抵众，殉难身故，忠勇可风。”这段墓碑，要说得更直白些，大概就是这一句话：你们这帮奴才吃主子的饭，不忘报恩，死得其所。更奇葩的还有义和团，朝廷一没发工资二没给编制，本身都是受压迫民族的底层流民，但当八国联军进兵清国时，他们却信誓旦旦、誓死保卫“朝廷”，其“奇异羊属性”由是暴露无遗：
这些奇异的圈中羊，对于统治他们的狼，充满感激，甚至迷恋这种生态圈，当外来狼群打破这种生态圈时，圈中羊群还要为保住“圈中狼”的利益拼命。骨子里刻入“忠臣”字样的义和团之类的民间武装组织，就是这样一群不可救药的羊。这些“奇异的羊”是怎么养殖起来的?就像姚太监所言，这得拜“陛下恩赐”。满清入关，一小撮满清权贵对亿万汉人实行民族压迫式的专制统治，对被统治的人口众多的汉民族，他们一手杀戮，一手愚化;一边“弃市、凌迟、灭族”，一边搞什么《四库全书》“消毒”文化工程，把华夏上千年来积淀起来的人格、骨气、思考能力，消弭殆尽。显然，像姚勋、任亮、义和团那样“以奴为荣”的汉人，丧失了起码的自尊。但其根本原因，不在可怜的他们自身，而在政府。是因为清政府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人来看待，所以久而久之，他们便形成了奴隶的惯性。
当时，对已经获得自由的西方人来说，他们看清人，就像一个正常人看病人。没错，清人有病，且病得不轻。那是一种什么病?用现在的医学术语来讲，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人质与劫匪站到一起，不仅不恨劫匪，反而帮助劫匪一起对付解救他们的人。以姚太监为代表的汉人做了满清奴隶却麻木不醒，还埋怨“为他们鸣不平”的人是“吃饱了撑的”。
大家应该记得，鲁迅《药》中所述的红眼阿义那群氓众，你说大清国天下不应属于爱新觉罗氏一个人，他说你疯了，对你拳脚相加。夏瑜这样的革命者在他们面前就是欠揍的疯子。显然他们已然习惯了“不被当人”。即使被压得变了型，也宁可在沉默中死亡，而不在沉默中爆发。在这漫长的汉民族受压迫历史上，此时的汉民族沉闷寂灭到了极点，但却少有“狂人”“疯子”作吼。那些自作聪明的“非疯子”头脑太冷静了，他们心里甩不掉恐惧，忘不了能不能，所以就不免尊从鞭子的驱赶拉着磨盘，顺着惯性转来转去，而从不敢做一回“疯子”掀翻磨盘，或者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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