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躬耕陇亩，……每自比於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段话文意浅显，意思是说诸葛亮在南阳躬耕时，经常把自己比作管仲和乐毅，人们都不以为然，只有好友崔州平、徐元直相信诸葛亮有这般才能。

　　管仲和乐毅，一个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一个是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战神，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管仲辅佐齐桓公，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促使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乐毅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统帅五国联军攻打齐国，“下齐七十余城”，“齐城不下者两城耳”，一雪当年强齐伐燕之耻，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军事传奇。

　　诸葛亮在隆中时，大概二十出头，未出茅庐，未建寸功，就敢自比管乐，很有些大言不惭，难怪会被“时人莫之许也”，遭到人们的白眼和不屑。后来，经徐元直的强力举荐，诸葛亮才得以出山，辅佐刘备建立西蜀政权。刘备在世时，诸葛亮没有多大建树，刘备死后，后主刘禅即位，诸葛亮受刘备托孤，“政事无巨细，咸决於亮”，才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

　　在政治方面，诸葛亮治理蜀国有些成就，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比起管仲来，还差得很远。诸葛亮治蜀，基本上是按照当年他在“隆中对”中所提出的方针进行的，其重点在于加强法制。而管仲为相后，注重整体思维，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锐意创新，把齐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多方面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改革，推行“一体之制”，使齐国在短时间内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总起来看，诸葛亮的治蜀方针不如管仲的治齐措施层深面广。

　　法制上，诸葛亮注重法制建设，严明法令，赏罚必信，制定了《蜀科》，并依此作为执法的根据，推行“约官职，修法制”，实行“纳言之政”，坦诚对待下属，要求官员们集思广益，尽忠尽力。管仲则推行“四民分业”制度和“三国五鄙”制度，使全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一点，诸葛亮不及管仲。

　　外交上，诸葛亮实行“东合孙吴，北拒曹魏”的方针，主张在三足鼎立的基础上联吴抗曹，因过分依赖比人而略显被动。管仲则建议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打出维护周天子的旗帜而威震诸侯，从而占据了外交主动权，使海内外诸侯望风而附。这一点，诸葛亮不及管仲。

　　经济上，诸葛亮重视维护和发展农业生产，注重发展盐业、铁器制造业和丝织业，发展领域较小。管仲则提出了“均田分力”、“案田而税”，提出了“官山海”，实行盐铁专卖，鼓励发展工商业，积极与境外交易，发展空间较大。这一点，诸葛亮不及管仲。

　　选才上，诸葛亮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对有才能有实绩的官员提拔重用，但往往出于个人喜好，有失偏颇。而管仲则推行乡选、官选、君选的“三选法”的官吏选任制度，彰显公平公正。这一点，诸葛亮不及管仲。

　　辅政上，不论是作为丞相，还是作为“相父”，诸葛亮都有责任、有义务，也完全有能力把刘禅培养成为一代名君，即使成不了名君，也不至于成为一个庸君。诸葛亮死后，刘禅重用小人，排挤贤臣，把朝廷搞的乌烟瘴气，乱七八糟。诸葛亮培养了一个亡国之君，而管仲则把齐桓公辅佐成为一代明君。

　　此外，在社会保障方面，管仲还实行了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振困、接绝等九个方面的“九惠之教”;军民协作上，管仲强调寓兵于农，将军事编制隐于行政编制之中，让他们“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提高了军民协作能力，这些也是诸葛亮所不及的。《三国志》作者陈寿也称“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说诸葛亮的政治才干比不上管仲和萧何，又称“亮才，於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幹，优於将略”，诸葛亮的才能，治理国家的水平要比领兵打仗略强一些。

　　那么，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到底如何呢?一部《三国演义》小说，把诸葛亮渲染成了用兵如神的军事天才，其实不然。

　　事实上，诸葛亮在分兵屯田、兵器革新等方面是有历史贡献的，但其在战略、指挥、用人方面出现过严重失误，六出祁山无功、关羽丢荆州、马谡失街亭就是例子。

　　当时，魏蜀吴三国中，魏疆域大，人口众，兵源广，良将多，吴蜀联手也未必是魏的对手，当时的情况，吴蜀友善，共抗强魏，维持三足鼎立态势为上策，也是蜀国偏安一隅的长久之计。诸葛亮不识战略大体，“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自不量力地连番远道伐魏，抗衡强国，穷兵黩武，无功而返，造成将士疲惫，国库空虚，国势衰败，诸葛亮负主要责任。

　　首次北伐时，魏国的关中及陇右地区兵力空虚，守备废弛，这对于蜀国说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名将魏延向诸葛亮建议兵分两路，一路从正面进攻，一路出奇兵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这一策略虽然有风险，但是能够起到建立奇功的效果，而且能够速战速决，与二十年前诸葛亮在隆中时提出的入主中原的设想也不谋而合，但诸葛亮没有采纳，从而丧失了一次直取长安一举平定关中的大好机会。后来，魏国加强了边关设防，蜀国的攻伐之路变得越来越窄。

　　说到荆州和街亭问题，名为关羽、马谡所致，实为诸葛亮用人不当。在荆州问题上，诸葛亮为讨好刘备，错用关羽守荆州，结果关羽刚愎骄傲，自以为是，破坏吴蜀联盟，造成荆州失守，孙刘反目，蜀国的局势便从此无可逆转。在街亭问题上，诸葛亮不用能征善战的魏延等人，而把对抗魏国名将张郃如此重任交给一个没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书生马谡，岂有不败之理?街亭兵败，使原本利于蜀国的战局发生逆转，诸葛亮信心满满的首次北伐之构想和战果毁于一旦。

　　打仗这事，要看天时、地利、人和等实际情况，条件不允许就要住手，连不怎么会打仗的管仲都明白这个道理。管仲为相相之前，曾三次参加战斗，但三次都临阵脱逃，人们讥笑他贪生怕死。其实管仲并不是怕死，只是因为家中有年迈的母亲需要他供养，不能就这么把命丢了。能打就打，打不过就退，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诸葛亮六出祁山，恨不得每次都毕其功于一役，非要与对手拼个你死我活，“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最后一次北伐，诸葛亮率十万大军筑防于渭水南原。蜀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可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派人送给司马懿“巾帼妇人之饰”，意在激怒司马懿应战。司马懿识破了诸葛亮的诡计，仍坚守不出。诸葛亮计穷心惫，心理上无法承受，最终抱憾殒命五丈原。

　　毛泽东在点评《三国志》时曾言“司马懿敌孔明之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连司马懿都不如，他比乐毅如何呢?在《三国演义》小说中，赤壁之战成了诸葛亮的成名作，其实，诸葛亮对赤壁之战并没有多大贡献，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是周瑜，而不是非诸葛亮。此外，《隆中对》也非诸葛亮首创，鲁肃比其早八年就已经提出，诸葛亮对之只不过是稍微做了一下修改而已。四川是刘备打下来的，几乎没诸葛亮什么事。观其一生，诸葛亮在军事上没多少建树，与同时代的司马懿不是一个档次，与早其数百年的战神乐毅更没法比。

　　入仕之前，诸葛亮隐居隆中，忙时耕田，闲时读书，要么喝酒，要么远游，所接触的人大多为玩世不恭、疾世愤俗、不切实际的文人骚客，与政治、军事没有直接和正面接触，社会经验比较少，其所闻出自别人之口，其所论也是闭门造车。为了提高个人声望，没有建立任何宏伟业绩之前，诸葛亮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鼓吹自己的政治、军事才华，最终引得皇叔刘备屈尊降贵，三顾茅庐。为了实现早年夸下的海口，诸葛亮执政后，急功近利，一心灭魏，以卵击石，以弱攻强，结果只会是惨痛的失败。可以说，“自比管乐”让诸葛亮成名，也是压在他心头的沉重包袱。在诸葛亮死后的三十多年里，其得意弟子姜维，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九伐中原，蜀国实力更为衰减。终其一生，诸葛亮“自比管乐”实在是大言不惭，其一生也为那句大言不惭的“自比管乐”所累。

　　当然，不能因为诸葛亮大言不惭，就全盘否定他的历史功绩。《三国志》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堪称一代贤相能臣。最后，作者陈寿还特别指出，诸葛亮是“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政治方面不如管仲，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军事方面也不是他的长处，对诸葛亮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作了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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