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极力推崇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并为之作传。《李鸿章》这本传记里有不少章节言及李秀成，一提及时即是一连串的好评：“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
论及当时李秀成的功绩则说：“故洪氏未叶，得以扬余烬簸浩劫，使官军疲于奔命，越六七载而后定者，皆秀成与陈玉成二人之力也。玉成纵横长江上游，起台飓于豫、皖、湘、鄂;秀成出没长江下口，激涛浪于苏、杭、常、扬。及玉成既死，而洪秀全所倚为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驭下，能得士心，故安庆虽克复，而下游糜烂滋甚。自曾军合围雨花台之后，而于江苏地方及金陵方面之各战。使李鸿章、曾国答费尽心力，以非常之巨价，仅购得战胜之荣誉者，惟李秀成之故。故语李鸿章者不可不知李秀成。”
写到李鸿章建功立勋，却在克复天京一节之末，以大篇幅对李秀成的诸多事迹赞不绝口：“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推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项羽之乌骓不逝，文山之漆室无灵，天耶，人耶?吾闻李秀成之去苏州也，苏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至其礼葬王有龄，优恤败将降卒，俨然有文明国战时公法之意焉。……使以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域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
梁启超对忠王给予极高评价，这些评价甚至高于传记主角李鸿章本身：“李鸿章与李秀成。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于本族，鸿章忠于本朝，一封忠王，一谥文忠，皆可以当之而无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让李鸿章，其一败一成，则天也。故吾求诸近世，欲以两人合传而毫无遗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鸿章乃绐八王而骈戮之，此事盖犹有惭德矣。”
除此之外，梁启超言及《李秀成自述》，又直言感慨：“虽经官军删节，不能各传，而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
“试观忠王就地正法，中外尚哗然……(《洪福异闻》)”
“假仁假义，慈爱军民”(汤氏辑《鳅闻日记》)
中方敌对人士及媒体对李秀成及其自述观感态度摘录：
前期-狡诈百端
后期-反复重沓，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之一命。
死后-甚怜之
阱虎乞怜，虽狗鼠之不若，殊不嗤也。
意在庇纵逆党，亦可概见。
李鸿章
伪忠王李秀成为诸贼之冠，不甚耐战，而最多狡谋。……狡狯异常、诡谲多谋、谋狡而稳……既深佩其狡猾，更积恨其忠勇。
赵烈文
此贼甚狡。
《上海新报》：狡狯异常，身在囹圄，犹朦混大宪，为幼逆等漏网地步。
上海出版最早的报纸是《北华捷报》，1850年8月3日由英人奚安门(Henry Shearman )创办周刊。1864年7月1日，由于需要刊载的信息日多，报馆另出日报《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北华捷报》乃为增刊继续发行，每周六发行。《上海新报》为近代上海首份中文报纸。出版于1861年12月(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傅兰雅(John Fryer,英)，林乐知(YoungJohn Allen,美)曾任主编。由英商字林洋行(North-ChinaHerald Office)印行。竞争不敌《北华捷报》中文版，1872年12月停刊。日人松野植之助(一云松野平三郎)於1890年再以此名创办《上海新报》於上海。初为周刊，1904 年改为日刊，并易名为《上海日报》。
外方敌对人士及媒体对李秀成的观感评价：
[英]Bernard.M.Allen(伯纳特·M·艾伦)《戈登在中国》：
……当戈登开炮猛轰，随即进攻壁垒森严的胸墙时，迎面对抗的并非慕王，而是万夫莫当的忠王本人!他率领三千精兵，一律身穿黄袍。战斗在前哨，由忠王亲自督军捍卫。戈登生平只有这一次在沙场上面对伟大的太平军统帅。事后他不得不承认：忠王冲锋时端的身先士卒，锐不可当。
[英](原籍美国，退休后入英籍)Hosea.Ballou.Morse(霍·巴·马士)《太平天国纪事——戈登捷奏》：
……他是忠王——忠贞的王——太平事业的主心骨，他专程从无锡远道赶来研究苏州的局势并激励军兵防御的士气。我饶有兴味地打量着他。他体格健壮，显然身经百战才身居高位。他神色威严，身穿便服，仅仅佩戴一串精美的珍珠，别无其他饰物。
“常胜军”总指挥戈登：
如果你能有幸目睹忠王的风采，你就会相信，象他那样的人，注定会成功。不论抚台(李鸿章)、恭亲王还是别的满清王公贵族，在他面前都相形见绌。
……他是叛军拥有的最勇敢的、最有才能的、最有创业精神的领袖。他比其他任何叛军首领打过更多的仗，而且常常是打得很卓越的。……他是唯一的一位死了值得惋惜的叛军领袖。
(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412，1864)英国政府翻译官阿拉巴斯德纪录访问李秀成在监狱里的情况：
“我不愿打扰他，便静静地进去，但某人招呼他，他就转头，遂站起来，用我的姓名向我祝贺。这时我不得不说几句，故只问他是否对我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他唯一的希望于天。说此话好象几乎以快乐的声调，使我无意之中同情他。”
(1970年1月9日《文汇报》路易·艾黎书信)，其中第3条提到：
……阿拉伯斯特(即阿拉巴斯德)是最后一个见到李(秀成)的外国人，他是在南京认识李的。李对他说，他(指阿拉伯斯特)所看到的这个人(指李自己)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李对他还可以利用剩下的一点时间来写一些有关起义的历史而感到高兴，因为所有在南京的档案都已经丢失。尽管他受到了残酷的虐待，但他仍然显得平静和镇定，保持着尊严。
你们的兄弟般的路易·艾黎
一九七八年八月四日于北戴河
送忠王宝剑回中国的柯文南认为：“忠王在世最后几天所写并不是以‘乞命’为动机。……只有他愿意帮敌人打革命军才有保身的可能，而说他愿意走童容海的道路是没有根据的。……李秀成在生的最后几天由于忠君思想，宿命思想，爱民情操及实际情况，认为革命既然已经失败了，自己最后的责任只能是死前劝敌人允许他想尽一切办法解散太平天国的残军(无论是真情与否)，避免继续流血，避免‘内乱外患’”
——可见柯文南关注的不是李秀成真降伪降，抑或真降伪降的效果，而是强调，李秀成保护部众的目的，在自供中无疑是真实存在的。
令柯文南茫然的是，即便中国的史学同仁认同他的看法，达成了对“李秀成的确想保护部众”这一事实的共识，可仍然对忠王李秀成的自述给予无情的批判。文革结束之后，这样的结论依然是主流，在历史教科书上，李秀成有幸被平反了一部分，但在晚节问题上，继续因自述问题维持污点评判。柯文南百思不解，不得不在他的史论中，写下了这么个追问句子：“这难道是很可耻的想法及行为吗?”
源于不同价值观的争论，究竟是死节难，还是身在囹圄犹虑监牢外的众生更难，似乎不是无从讨论，无法得出答案的。对于贪恋生命的人而言，主动自杀当然更难一些，然而纵观忠王一生，谁都不能否认，李秀成并不是个怕死的人。可见这类“气节”的价值在于名声，因此也叫做“名节”。重名的癖好导致了对自裁者的赞赏，淹没了对坚忍者的崇敬，遂使得“引刀一快”高于一切艰辛筹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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