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理念

　　宋真宗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

　　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

　　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

　　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

　　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实现“德治”。[2]

　　其次，宋朝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这样，只有才德兼备者才能被选拔进入官员队伍，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

　　同时，宋代吏部还建立了官员档案，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其再次腐败。

　　第三，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受到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的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史载，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

　　据有关史籍的记载，宋朝监察官员台官(御史)的选拔，有严格的标准：

　　首先要“鲠亮敢言”，廉洁无私，纠弹不避权贵。

　　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宋朝规定，台官“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强调荐举具有基层实践经验的官员充当御史。

　　三是实行官亲回避制度。凡宰执所荐之人，以及宰执子弟，亲戚和属官，一概不得充任台官。宰执不得荐举御史，宰执所荐之人不得为御史，以及与宰执有亲嫌、同乡关系或为其属官者也不得任御史。因为宰相奏举御史，御史必然与宰相结党营私，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正是宋朝三令五申不准宰执奏举御史的原因所在。

　　因为这些廉政举措，宋真宗和他的后来者们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宋王朝。

　　知人善任

　　宋真宗即位后，提拔了李沆、吕蒙正、夏侯峤、杨砺等人担任宰相和执政大臣，保留了张齐贤、吕端等。这些人大多能够做到忠于职守，使得此时期政治较为清明。如张齐贤在咸平元年完成了“编敕”的编撰工作，成为正式法律《刑统》之外的重要补充。提出了职田，废除了江南前面几朝苛捐杂税的建议。重用寇准，使其在澶渊之盟时能够力挽狂澜。

　　且真宗能较能听取各方意见。他在即位后就通过御史台向转达他的意思，要京师内文武百官凡是他施政有误、看到利病、对军事有好的建议，都可以直接向皇帝递奏折。在咸平元年四月，他下令各路转运使轮流到京师向他述职，讲述所在地情况。咸平二年(999年)，遇到大旱，要求“直言极谏”，他会给予提出好意见的人赏赐。也是这一年，他对身边大臣说他每天看奏章近百份，很有收获，他要大臣们也要看，并且把其中有益的方案挑出来。此后，他也多次下诏征求“直言”，所以这段时间上书言事特别多。

　　谨慎用法

　　宋真宗本人很厌恶严刑峻法，主讲谨慎用刑。又下诏废除了断截手足、钩背烙身等刑罚，禁止使用法外刑法，也严厉批评军中对逃兵施以的烙伤手腕、敲碎胫骨等做法。同时对私铸铜钱、私造管制武器等重罪都减轻处罚。

　　对待嫌疑犯上，宋真宗不允许使用酷刑、搞刑讯逼供。在景德四年(1007年)，有个叫潘义方县尉对嫌疑犯朱凝严刑拷打，并用牛皮套头，勒令招供。朱凝受不住作了假证，后来经查明，宋真宗撤了潘义方的职，并向全国通报此事，严令不许严刑逼供。

　　同时在京设立纠察刑狱司，地方设立提点刑狱司，负责对各种刑事审判、刑罚、监狱进行监察。凡是判处徒刑之上的罪都必须要向此机构通报，这个机构有查询复审的权利。如果初审官员处理不当，此机构有权向朝廷提出，并对该官员提出弹劾。如电视剧《包青天》那种审理案件方式在宋代是不可能存在的。

　　真宗经常跑去主持各种审决在押囚犯，特别是几乎每年夏天都搞一次“虑囚”，处理一些长期关押的囚犯，免得他们在监狱待时间过长受苦。另外他的亲自下问审理一些重大贪腐案件，如齐化基案、孙朴案等。

　　官员改制

　　宋真宗时，定“州县三课”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身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宋初，内外官任满一年，为一考，三考为一任。特别对法司之官，既有明确的转官年限，也有严格的考课与回避制度。

　　宋代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有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凡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定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

　　一个官员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就使官员贪污受到牵制。宋代吏部设有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

　　“德治”就是以道德教育，启迪官吏的道德良知，使之不去越轨，但它必须与“法治”相结合：以法律约束，令其奉公守法，不敢贪污。为达到《文武七条》之“奉公”(廉洁奉公)宗旨，真宗倡廉工作的一大重点是加强监察官员自身的廉政建设。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九月，真宗“诏诸路官吏蠹政害民，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不举察者坐之”。

　　对于失察的监察官，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因为这些廉政举措，1009年的北宋，可谓政治清明，这更加速了宋王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制式改革

　　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食炎)、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

　　宋真宗“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将祭奠亡亲的私忌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私忌日给假一天，并新创了饯行假。一些节假，不仅只施行于官员，那些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给在福建险恶山路上运送官物的军士以旬假和节假。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宋真宗时期官员约一万余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人民生活水准最高、官吏的俸禄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阶层最强大、最富裕的时期。 

　　反腐举措

　　宋真宗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将北宋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第一，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

　　第二，宋朝有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严明赏罚，试用期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自然而然，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了。

　　第三，建立了一整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德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

　　首先要“鲠亮感言”，廉洁无私，纠缠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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