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的《双金榜》，完成于明崇祯九年(1636)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之间，地点为当涂曹履吉处，是阮大铖传奇中最长的一部。作者在《小序》称：“此传梗概，胎结久矣。一针未透，搁笔八年。偶过铁心桥，一笑有悟，遂坐姑孰，春雨，二十日填成。”
前前后后写了八年，作品都无法遂愿，但又始终不能放下。突然某一刻灵感上来，两十天的时间，即速完稿——这则传奇，当不寻常，应该是恰如其分地吐出了阮大铖的心思。
自崇祯元年(1628)罢官，二年(1629)入“逆案”，阮大铖从此内心郁悒。在人生的低谷，阮大铖虽无脱序行径，但仍然不断受到东林、复社人士的打击，满腹委屈又欲辩不能——“自表无罪，乞怜清流”，现实的道路，窈冥难行，《双金榜》的主旨，不在这里，也当在这里。
《双金榜》中，阮大铖极尽文场喜剧，写出官场之悲——
洛阳秀才皇甫敦，妻子亡故，遗下一子(詹孝标)过继于邻居詹彦道，自己则借居白马寺读书。元宵节这天，弘农郡太守汲嗣源请他宴饮赏灯。寒酸文人，好不容易遇上一桩好事，结果却让书生欲哭无泪：广东海盗莫佽飞趁皇甫敦醉卧之机，偷去了他的衣物，又化装成书生模样，盗走了安抚使蓝廷璋的珠宝、黄金。这位莫佽飞，铁了心要与皇甫敦较上劲了，行窃之后，特意留下皇甫敦的衣物，并塞了一封黄金到皇甫敦的房中。
皇甫敦就此获得了无妄之灾，被流配广东。在流放地，皇甫敦竟又遇上了莫佽飞。莫佽飞也算是良心不泯，后悔累及对方，多加庇护。后来皇甫敦入赘卢家，又生了一子皇甫孝绪，不料又被人告官，卢家惧怕，逃往他县匿居，皇甫敦从此以教书为生。
十八年后，皇甫敦的两个儿子同应科举，分别中了状元、探花。由于二子不明真相，加入党争，亲兄弟间相互攻讦。鞭策自己，鞭打别人，阮大铖的《双金榜》在展示完这些重要情节后，决定享用孟婆汤调制的心灵鸡汤：皇甫敦得以昭雪，二子冰释，父子完聚。
梦想总是从做梦开始，穷困潦倒的皇甫敦，无非是想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皇甫敦的个人奋斗，为盗贼和庸官所中止。在皇甫敦的命运中，盗贼与庸官起到了等同重要的作用，事出偶然，又事出必然，但均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剧作最终以皇甫敦两地儿子高中榜首，使主人公否极泰来，这种大团圆的结局更是从另一个偶然的角度，道出了人生命运的无常。
《双金榜》的象证意义，就在于阮大铖以皇甫敦的无辜受害，来为自己被打入“钦定逆案”进行辩解。阮大铖与东林党人曾经激烈地相互攻击，有如剧中同父异母又不相识的兄弟，彼此检举攻击对方的父亲，实乃自己亲生父亲，充满手足相残的意味——阮大铖通过主人公皇甫敦之口，在结尾一曲唱道：“是非人我俱堪笑，忒地寻苦恼，何必更拔毛，是虮虱裤中闹，有一般作梦的还说这样好。”
阮大铖在《双金榜》序中，称自己创作这部作品是“一笑有悟”。他“笑”的是什么?又“悟”的是什么?《双金榜》的种种索隐之说，吴梅之说对作品的理解别开生面。吴梅就认为：《双金榜》“以东洛喻东林，以东粤喻东厂。入粤后屡言番鬼，鬼者魏也。佽飞窃珠，亦窥窃神器之意。”按照吴梅的理解，东林党与阉党之间，实同皇甫敦的两个儿子，是一根藤上的两颗瓜，原本一根，却“盲攻馈低”，形同水火，如同“虮虱裤中闹”，都不舒服又都无意义。
鲁迅曾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写完“七年合算疏”，进入政治低谷的阮大铖，以富有理性的目光审视社会政治生活现象，以艺术的形式对人生命运继续思考。《双金榜》使用的道具和关目，是一对家传碧玉蝴蝶，隐喻的则是党争酷烈，最终却是一场幻梦。幻梦映照现实，现实归于幻梦，从而创作出富有悲剧色彩的喜剧。《双金榜》小序又云：“平生下水船撑驾熟烂，此不足言。要其大意，于以见坎止蜃楼，冤亲圆相，众生之照，心失而无明起也。盲攻聩诋，大约蚩蚩焉，如皇甫氏之父子弟兄尔。” 这里，同样可以看出阮大铖的创作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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