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8月16日，溥仪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在战败投降前夕，日本方面从上而下大量销毁侵略罪证。作为日军长期占据的东北、天津、台北一带的罪证销毁更加干净彻底。于是，从物证上指证日本战犯难度颇大。军事法庭的检察官们只能寻求人证。
但是，寻求人证的难度也很大。因为只有亲眼见证或者亲身参与日本种种罪行的人证，他们的证言才有效。可是，只有极少数日本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站了出来。但是，这种人实在罕见。多数日本人在接受盘问时，都不会做“出卖”日本的事情。
于是，检察官们想到了伪满洲国的政要们。
作为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对日本的种种罪行应当是非常了解，并且，溥仪是中国人。虽然战败后，溥仪被关押在苏联，但是，苏联官方对溥仪还是非常客气，可以说是衣食无忧。若溥仪能够站出来指控日本那些战犯，对最后将日本战犯定罪，必然大有帮助。
溥仪接到邀请，在苏联军方的押送下来到东京。
当检察官按照惯例询问证人的姓名、出生地、个人经历等等的时候，溥仪还未等检察官说完，就开始抢答：我出生在北京，姓名是溥仪，满族的姓氏是爱新觉罗……很明显，溥仪非常紧张。
等到溥仪说完，检察官问了一个无关指证的问题：1909年您即位后，双亲还健在吗?
溥仪愣了一下，低头翻看记录，然后说：1909年我登基的时候……
溥仪正说着，一位律师站起来抗议说：我们想了解，证人怎么能够照本宣科地宣读那些笔记呢?
事实就是，溥仪从接到通告起，就精心准备了大量笔记，以应对检察官的盘问。
检察官询问：当年你为什么会去东北。
溥仪回答：鉴于当时中国军队没有抗击日本人的步步紧逼，我去满洲或许有机会锻炼出我们自己的军政人员，满洲从而有机会和中国人民并肩一起等待抗日良机。这是我的理想，为此，我不惜跳入虎口。
溥仪这番话很明显和事实不符。满洲国的成立，日本和溥仪各有所求。日本希望进一步控制东北，分裂中国;溥仪则希望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复国梦想。但是，溥仪也明白，如果实话实说，搞不好会把自己也推到战犯席上。
溥仪强调，自己曾经掏腰包组建了一支两百人的卫队，希望有朝一日和中国军队并肩抗日，他还说自己最爱的祥贵人谭玉玲，就是被日本人毒害。说话时，他一脸义愤状。
至于他做出的种种“日满亲善”的发言，溥仪不是说被总理大臣郑孝胥蒙蔽，就是说被日本人武力威逼。总之，他只是一傀儡，无可奈何，自然不负罪责。
检察官盘问了很多天，但溥仪总是一套不着边际的说辞，没有指证任何一位战犯的实际罪行。
检察官询问：1924年你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你的生活很艰辛，那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民国政府违背当初承诺?
检察官的询问也是一个坑。只要溥仪说自己很生气，那就是对民国有怨气，那就会证明溥仪出走东北并非日本人胁迫，而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
溥仪很精明，他回答：当初我搬出紫禁城是自愿的，不如此，我无法接触到外面的人民。
溥仪还为说：冯玉祥并不能代表民国政府，我到天津后，民国政府也派了专人到天津安慰我。
检察官还询问了一些问题，比如对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看法，溥仪都巧妙回答，在言辞上尽力为民国政府说好话，以此表示自己对民国并无怨言，自然可以证明，他溥仪并非主动投靠日本。
溥仪前后作证八天，没有对指证日本战犯说出一句有效力的证言。原因只有一个，溥仪害怕自己会受到牵连。他明明知道日本战犯的大量罪行，但为了开脱自己，掩盖了大量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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