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39年，北凉高僧玄高和尚被拓跋焘请到了平成，并且被重用为太子拓跋晃的老师。
拓跋晃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长子，四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尊祖制其母被赐死。因拓跋焘与窦氏深厚的感情，此后的拓跋晃也就交给了窦氏照顾，这时的窦氏已被晋升为太后，在北魏后宫之中堪称权利第一人。
65岁的窦太后本就诚信佛教，玄高高僧入住平城后，窦太后领着孙儿拓跋晃赶来虔诚听讲是必然的。
可想而知，以玄高的能力在这里说法也同样魅力四射，也就是在这之后，拓跋晃竟然拜玄高为师研习佛法，可以说拓跋晃实际上就是在佛教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可以想像，佛在他的心中会是怎样的地位。
可是，早在一年前，拓跋焘攻打北凉的时候，曾出现过兵源不继的问题。
人类学家周一兵曾谈到这个问题：“拓跋焘的时期，征战还未平息，他需要大量的人，大量的军人。他最后到了什么程度呢?到了干脆就没有人来服兵役了，徭役也没人出了，税收也不够了，那么这个事情就影响了整个的国家安全。”
于是拓跋焘紧急发布诏令： 命五十岁以下的和尚一律还俗。
然而一年之后，北凉已灭，天下初定，也许是因为拓跋焘迎接玄高的行动鼓励了民间，此后民间侍佛者不减反增，加之后宫对佛教的礼遇更加虔诚，这一切都令拓跋焘无可奈何。
庙宇的增加，教徒的趋之若鹜，必有鱼龙混杂之徒。据记载：佛教进入中原后也吸收了谶纬学说，抽签卜卦大搞神秘化。显然佛教徒的这些行为直接伤害了已被奉为国师的新天师道领袖寇谦之的利益。
另外，精通儒学的崔浩一直以来被拓跋焘安排作为太子的老师，但在玄高被迎来平城之后，太子拓跋晃对佛教越来越虔诚，从而与儒家经典越行越远，这也意味着佛教与崔浩的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
拓跋焘、崔浩、寇谦之这三个身份本不相同的人，在这一时刻却利益趋同，从而达成了共识，在默契中三个人作出了一个决定。
公元440年，拓跋焘把道教定为北魏国教，改国号为“太平真君”，《释老志》中记载：太平真君三年也就是公元442春季正月初七，拓跋焘备法驾，一色青色旗帜，前往道坛正式接受道教符录。紧接着在太平真君四年，也就是公元443年，拓跋焘也许是为了使自己名正言顺，特派使者李敞向北前往大鲜卑山中寻找拓跋鲜卑的祖居地。
这年，拓跋焘正江南刘宋王朝开战，加之大鲜卑山路途遥远，北魏南方边境战火未息，所以拓跋焘本人没有赶回祖先栖息地。
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在长江以北混战厮杀，而长江以南则是东晋一家独大。公元420年，刘裕篡位取代东晋政权而改国号为宋，史称刘宋政权。
此后北魏拓跋嗣曾数次征讨刘宋，但各有胜负并不顺利。直至拓跋焘时代来临，北方大定。刘宋王朝这才顿感压力倍增，于是也开始积极筹划着随时可能来临的与拓跋焘的决战。
使者从大鲜卑山嘎仙洞回来的第二年，也就是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拓跋焘命太子拓跋晃行监国执政，崔浩等人辅佐。
这一安排显然与拓跋嗣时代如出一辙，拓跋焘要腾出手来专心一意向南用兵了。
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民间征兵却出了大问题。《佛祖统记》记载：此时期北魏寺庙已达三万座，出家僧人达二百万之多。根据《魏书·地形志》记载：北魏全国人口大概在一千一百万到二千万之间。若去除半数女子，再除去老幼病残，却有二百万不交任何赋税，不服兵役的精壮在坐享供奉，这种情形对一个站在战争边缘的国家来说，是何等的危险。
拓跋焘觉察到这种情形大怒，下诏布告天下：“佛门之徒，假借西方虚妄的东西，漫生妖孽。从王公以下以至一般百姓，从今以后，如有私自豢养和尚、巫师，都要送到官府，不得再行养蓄。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交，巫师、和尚要诛杀，主人满门抄斩。”
这道严厉的命令已能显示出拓跋焘对佛教的耐心在无情的流失，北魏都城平城到处可见僧人被士兵拦住，并强迫还俗。
可以推想，对那些只是为了逃避赋税者来说，这不过只是换个活法的小事。但对那些虔诚向佛的人来说，这无异于是一次对精神摧残的磨难。
然而，当时的和尚们还没有意识到，这场磨难才仅是开头，真正的恐怖还没有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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