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确非法治社会，但制定法律却是历代皇帝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之一。以汉朝为例，法令之多，可谓汗牛充栋。萧何作九章，韩信订军法，叔孙通制仪法。到汉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死罪就有一万多种。法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隋唐以后，国家颁布的法令就更多了。
古代确非法治社会，但制定法律却是历代皇帝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之一。以汉朝为例，法令之多，可谓汗牛充栋。萧何作九章，韩信订军法，叔孙通制仪法。到汉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死罪就有一万多种。法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隋唐以后，国家颁布的法令就更多了。既然有了法，皇帝自然高度重视官员学法。秦丞相李斯曾给秦始皇打报告，提出“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意思是说想学习法令的人，须以各级官员为老师。
唐睿宗也是提倡官员学法的典范。他曾下令：“律令格式，为政之本，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寻览。仍以当司格令书于厅事之壁，俯仰观瞻，使免遗忘。”此段后面几句的意思是，各级官员要将法律条文在机关大院的墙上张贴，以方便官员随时诵读，牢记在心。历代帝王不仅倡导官员学习法律，而且还对官员严格考核奖惩，引导官员自觉学好法、用好法。
宋太宗时，首创了“领导干部法律知识任职资格考试”，具体做法是：每年对任职期满后的各级官员组织统一“试判”考试;考试内容是考官提供几则司法案例等材料，考生根据材料写司法判决书，以综合考察考生是否通晓法令规章，能否融会贯通，乃至文理是否通畅，书法是否优美。这个办法，不仅迫使官员要认真学法，而且还要放弃“死记硬背”，学会灵活运用法律处理公务;考完后，朝廷根据官员的考试成绩，决定官员的升降去留。
明朝官员学法不仅有全国统编法律教材，即朝廷编撰的《吏律公式》(相当于现在“公务员执法手则”)，而且对官员学法考核和惩处措施也作了规定：“凡国家律令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每遇年中须逐一考核，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和宋朝只“罢黜官职”相比，明朝的惩处措施因涉及到“打屁股”，确实有些不文明。
和明朝相比，清朝不仅更为严格，而且还经常搞突击检查。《大清会典事例》载有雍正三年皇帝批准的奏本：“嗣后年底，刑部堂官传集满汉司员，将律例内酌量摘出一条，令将此条律文，背写完全。考试分别上中下三等，开列名次奏闻。”说的是：某年底，大清司法部长突然召集干部职工，将当时的法律随便摘出一条，要求干部当场默写出来，然后将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报告皇帝。不难想象，考分优秀的官员想到自己的名字能让皇帝知晓，那份荣耀和喜悦也就可想而知了。
提倡学法、考核学法固然重要，但对精通法律运用的官员予以大胆提拔，甚至破格提拔，或许才是古代官场为何出现“学法热”的根本原因。《汉书·路温舒传》说：路温舒在放羊时，取裁蒲草为牒，认字习书，被县署录用为小吏;“因学律令”有成绩，被提拔为狱史(相当于监狱长);继续钻研，持之不懈，“县中疑事皆问焉”。从“小吏”到“狱史”，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跃升，因路兄仍继续深造，不久还兼任县府的法律顾问，而完成这个高难度动作的“华丽转身”，真的没啥“潜规则”，就是因为路兄喜好钻研法律。
古代不仅“临时工”因学法得以提拔，即使你是“刑满释放人员”，只要你精通法律，也同样可以“复出”做官。汉宣帝时，因研究《尚书》誉满华夏的学术泰斗夏侯胜被关进监狱，和原丞相府官员黄霸成为“狱友”，一起服刑过程中，夏侯胜觉得黄霸在法律领域相当有才，几年后，俩人相继刑满释放后，夏侯胜在被“平反”担任国家监察部长后，马上向皇帝举荐了黄霸，理由是他对法律十分精通。不久，黄霸被朝廷任命为扬州刺史。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既然“精通法律”也能迅速提升，于是古代官场“学法”蔚然成风，一些名头很响的大师也迅速看准了这个巨大的市场，竟以自身名气作为品牌资源，创办私立学校，将律令之学作为学校的王牌专业，广招各级官员和读书人为学生，大发横财。董仲舒就将自己的法律研究心得，写成“公羊治狱十六篇”，在自己的私立学院中传授学生赚钱;当时还出现一批精通法律的“奇葩”级人物，为了发大财，竟辞官不做，专门做培训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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