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诞生的那刻起，福祸便相伴而生。所以，如何管理好火也成为一门古老的学科。眼下，秋冬时节，天干物燥，是火隐患的高发季节。近来，全国各地时有大小火情发生，高压水枪、云梯、消防车等现代化消防器材各显神通。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火是怎么被约束的呢?
黄帝时，已经有掌管火事的部门。《史记》说，黄帝在安排国计民生时，明确提出要有节制地用火，还设置了专门管理用火安全的官员，叫“火政”。
商朝，有几座粮仓被烧，火势不小，出土的甲骨文中有记载，这也是文字出现后最早有关火灾的纪录。商朝看到火的厉害，制定了火规，对遗弃在道路上的灰烬复燃后酿成火灾的，要处以断手的刑罚。
周朝规定，仲春二月，宫廷中掌管用火的官员要在城中用木槌敲大铃，提醒大家防火。这也是更夫喊火烛的由来——每到冬天，时近黄昏，街上就会传来一阵阵“寒冬腊月，火烛小心，水缸满满，灶仓清清”的呼喊声。周朝禁火期大多吃冷食，不让做饭。春耕了，老百姓不能饿肚子干活，所以禁火期前就得备好足够的干粮。
春秋战国时，管仲说管理好“火”是关系到国家贫富的大事之一，并提出了修定火宪的意见。那时举行仪式的人，需用左手举火把，以减少明火乱动的危险。右手捧碗随时接灰烬，以防残火落地乱溅。举火人要坐屋角，因为屋角不是活动的中心，还不准跟别人打招呼，不准讲话，不准唱歌，做到专心守职。可以说，对火的管理达到了一定高度。
汉代，水火盗贼不分家，统一由武官执金吾负责。“金吾”是两端带鎏金的铜棒，对付难管理的社会问题是很有威慑力的。《汉书》中说，西汉长安“每街一亭”，有16个街亭;东汉洛阳24街，有24个街亭。街亭和现在的派出所差不多，街亭里有大鼓，有房间，有广场，可以驻扎军警，大的可容纳几千人。东汉史学家荀悦对于火情的看法是“防为上，救次之，诫为下”，“防患于未然”是从这儿来的。
唐代负责火情的组织叫“武侯铺”，分布在城市、坊间，布置的消防兵从一二十人到上百人不等，在全城形成一个火情传达系统。灭火工具大多是用猪、牛、羊等动物的皮编织的袋子。据说，唐以前都是用这些简单的工具灭火。
到了宋朝，火好像不那么恣意妄为了，世界上的第一支城市消防队诞生了，组织形式很像现在的消防队。负责地方火禁等事宜的防火官叫厢使。当时开封等地火禁很严格，半夜就要灭掉一切烛火。假如有的人家后半夜烧纸，必须事先告知。灭火的兵叫防隅军，都经过严格训练，专门夜间巡逻督促居民按时熄灭油灯、蜡烛等。地势高的地方有瞭望火楼，白天黑夜不离人。一旦有火情，扑救的各支队配合密切，有的救护、安置受伤居民;有的抢救财产;有的运水灭火，纹丝不乱。北宋仁宗时，已经有了水袋、水囊、麻搭等比较先进的灭火工具。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和太守时，升级了灭火队员的配置工具，有棚索、斧、锯、火笼、火背心等灭火装备。
明朝，一些城市组建了火兵，主要是防御敌军火攻引起的火灾和防范其他火患。火兵驻扎在城中心或建筑密集、人员流动多的地方，配有水桶、藤斗、麻搭、唧筒、竹梯、斧、锯等救火器具。皇帝的东西是不能有闪失的，盛放銮驾仪仗等器物的仓库除沿护城河设置外，还建造了绝对可靠的防火隔墙。防火隔墙其实是每隔7间房屋空出的一间房，无门无窗，里面都是夯实的土，厚度达5米。另外，居民的白壁青瓦马头墙有防火和防风双重作用;寺庙、祠堂等建筑屋脊上怪兽嘴里吐出的曲折铁舌头，防雷火的，也就是避雷针。
清朝，对于火的管理更科学了。康熙、雍正、乾隆时朝，每个防火班人数不下两百人。防火班又叫机桶处，机桶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引水灭火工具。这种国产的救火器又称“水龙”，一般放在防火班人员的宿舍里，行动时便于携带。在不少清宫影视剧中，有些火势是很大的，让人一看就发毛。比如《孝庄秘史》中有个镜头，火光冲天，烟雾浓浓的，要是灭火的工具不先进，没准皇家园子就不保了。同治年间，民间自发成立了消防组织“水龙局”。清代诗人吴东发看了“水龙”表演后，写下“数人并力动枢机，呼吸纵送在复右”的诗句，从中看出这个灭火工具不同寻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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