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统治者都重农抑商，但宋朝开国就对工商业经济十分重视，这也使宋代的社会经济文化获得了空前繁荣。宋神宗时任用王安石变法，将商业化社会的建设推向了高峰。明代的财政经济政策具有连贯性，它由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一手设计，可称为“洪武型”财政经济政策。其特点是彻底放弃商业化的努力，财政经济退回到以广大小农经济为基础，可以说是宋朝政策的“大跃退”。
朱元璋痛恨王安石变法，他曾说：“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他的“改制”的基本精神就是重农抑商，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广大农村为财政税收之基础，将大帝国建筑在小农经济之上，厉行节俭，注重均平。明朝统治者打击工商业，商贾之家不许穿绸纱;百姓不许航海，对外贸易以进贡名目由礼部掌管。朱元璋又连兴大案，打击富豪，“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这样就确立了全国小自耕农为主的基础，保证了帝国农业自然经济的本位。
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再发展商业，不再追求用提高社会生产和流通的效率来增加社会财富，而是完全回到小农经济时代。这样的经济就只能在数量上膨胀，而没有效率和质量上的实质性进步了。这样做政治上确实简化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和政治控制，但文明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有的只是王朝的循环。自此，全国变成无数个村庄之集合，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除了千万个小农家庭，就是统治者。民众直接面对国家，没有独立性的中间团体的阻隔，没有中层的商业代理机构及各种审计、会计机构的监督，也没有适当的司法程序来维护，政府机构又由一班文学之士来主持，对地方的人户、田土、物价等实际情况很难做到切实了解。
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又有较显著的发展，被许多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尽管如此，晚明在商业化方面仍远不及宋代。明代整个“铸钱当不出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钱量。政府在摒弃商业化管理手段、将社会组织机构尽量简化的情况下，面对越来越繁复的社会事务，找不出恰当的技术手段来处理，就对道德纪律、意识形态进行空前强化。以现代眼光来看，明代本该用技术手段如民商法律来解决的问题，都统统归结到道德价值上去，用简单的道德信条如尊卑、长幼、男女来解决问题，以道德代替了法律。
明帝国政治彻头彻尾地文人化，处处以道德伦理相标榜，这样以道德立国的社会，其专制、虚伪、不切实际的程度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可以说，这正是明代全面离弃技术，以道德代法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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