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从历史上看，没有哪一个国家和中国有如此深的联系，尤其叫中国人难忘的是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而人们不知道的是，在1898年到1907年这十年间，中日两国却经历了一个相对友好的黄金十年。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清帝国败于岛国日本，促使大清帝国的士大夫们觉醒，探讨为什么会失败?
结论是简单的，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日本的强盛是改革的结果。意识到这一点的清朝开启了自己的改革之路。
知耻近乎勇，事实上，自甲午战争后的近10年间，清朝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形成强烈的仇日反日情绪，反而兴起了向日本学习、借鉴的浪潮。
特别是1898年9月，刚刚辞去日本内阁首相的伊藤博文以私人身份第一次访问中国。改变了中国的近代历史进程。
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位内阁首相，曾四次组阁。作为明治宪法之父，他还是该国第一位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在伊藤组阁期间，日本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并一举挫败大清，自此成为东亚头号强国。
伊藤博文来到中国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伊藤博文自己描述被待如上宾的情景：“一到天津，清国朝野欢迎我的盛情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明日当由天津赴北京，皇帝陛下似乎早已在等我。谅必能立即接见。我在天津忙于日夜宴会，甚多中国人前来，都以援助清国为请，实在推辞不得。”
当时戊戌变法的主持者康有为等人，以日本为师，把明治维新当作中国维新改良的范本。于是，伊藤博文的抵京，让他们兴奋异常，纷纷上书光绪皇帝，奏请让伊藤留在北京，待以客卿之礼。刑部主事洪汝冲认为，中国官场老人太多，办事掣肘，维新人才奇缺，伊藤博文在明治维新期间，“成绩昭然，信任既专，威望自重”。如能将伊藤“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可推动变法，进一步打开外交局面。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认为，“既然伊藤博文成功地把日本变成一个强国，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中国政府请他做外国顾问”。贵州举人傅夔甚至提出任用伊藤博文人阁拜相，用其在日本的变法经验来改革中国制度。
在这样的气氛中，光绪皇帝在9月20日接见了伊藤博文。积极询问伊藤博文，对于中国的变法，有什么好的建议和办法。
应该说，伊藤博文对于中国的变法持积极态度的， 伊藤博文在与李鸿章在聊天时，就大清的变法图强，伊藤博文说：“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鸿章惟有叹息：“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钦佩。且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尚俗，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渐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日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伊藤博文说：“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
应该说，随着《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伊藤博文在战略层面也不再将大清帝国作为敌人，甚至还希望中国能变法图强。因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虽积极“脱亚入欧”，但国内仍有不少“兴亚”主义者。他们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西方列强是日本的主要敌人，所以应联合中国，才能对抗白种人的入侵。而日本有责任维护和协助中国，但清政府太腐败，必须将它打痛收服，再予以结盟。伊藤博文总体上持这样的姿态，他甚至说：“中国强，日本才能强。中国好，日本才能好。”
但是，伊藤博文热衷支持中国变法，反而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猜疑，特别是维新派对于伊藤博文的热烈希望和光绪皇帝接见伊藤博文，让慈禧太后感到无法容忍，到了第二天，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囚，戊戌变法最终失败。可以说，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反而成了压垮戊戌变法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当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日本公使林权助因无东京指令，不知所措的时候，正在现场的伊藤当即表态：“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
到了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再次来到了中国东北，被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身亡，伊藤博文的中国缘也就画上了句号。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让我们大胆妄为的猜想一下，如果伊藤博文真的当上了中国的宰相，情况会如何呢?亚洲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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