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丧师失地，朝野上下痛下决心，救亡图存，实施政改。然当时闻之者，亦颇有警心，不日之后，便泄沓如故。维新人士遂组织学会，创办报纸，旨在启发民智，开通风气，传播信息，宣传变法，希望向民众宣传西方思想，奠定变法革新之基础。
然国人对此并不买账，维新者早已预料，遂托古改制，以求减轻阻力，却也备受责备，不尽人意。据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载：“近世学术日坏，如康有为编伪诸经，自谓刈除无用之学。”此间，儒生仍埋头故纸，致力于八股考试，窗外之事，不闻不问，一旦被告知时局之危，国势之颓，惊疑万分，不能置信。梁启超对此有所描述：“惜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急，则曰此汉好之危言惊听耳。”张翼云《论湖南风气尚未进于文明》载：“语以保国、保种、保教诸事，则瞠目吐舌，诧谓何至如此。”
至于下层民众，更是见闻鄙陋，耳目闭塞，“乡里人乍见新政，即传为洋人来，当努力击之。语以化学、电学、光学诸端，掩耳疾走，俨尘垢之污人”。湖南一识字老农，目睹官方保护洋人告示后，谩骂不休，问其意见，则丑诋曰：“此等官示要我学洋人，我怕天主教来剖我心，挖我目。”保卫局告示粘贴街道，转眼污毁，地方官保护洋人告示，霎时挖补，尚有扬言能杀一洋人而赏银二百元者。湖南为维新运动颇有成效省份，其他地域可想而知。晚清的现代化进程虽早已启动，似乎只是几个封疆大吏的事由，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作聪明，修了条铁路，却不准铁轨跑车，恐轰鸣之声惊扰祖宗，属半吊子改革。
上层行径不可告人，下层愚蠢无需担责。凡不如人者，皆国情所致，至于洋人阴谋，必有洞悉政治本质者散布流言，蛊惑人心。爱国本是一门生意，灭洋不过一句口号，底层百姓却信以为真，为此前仆后继，轰轰烈烈。洋人远在天边，贪官近在眼前，爱国灭洋，足以转移视听好长一阵子。各出所学，各尽所能，有变革，自有保守，其后必是利益所在。如此情形下，戊戌变法何能成就，失败结局，开始即已注定。
几十年后，胡适对此仍耿耿于怀：“中国人终是一个夸大狂的民族，反省的心理不久就被夸大狂心理赶跑。把一切罪状都堆在洋鬼子肩上，一面自己夸张中国的精神文明，礼义名教，一面骂人家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物质文明。在这一‘讳疾而忌医’的时代，我们回头看那班敢于指斥中国社会罪恶的谴责小说家，不能不脱帽向他们表示敬意。”
变法失败后，深度参与者梁启超目睹民愚固疾，鉴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遂致力于以俚语方式改变之。政治家以现实掩盖谎言，小说家用谎言揭露现实，提倡为底层民众普遍接受的小说，从长计议，潜移默化，振国民精神，开国民知识，但愿朝阳常照我土，莫忘烈士鲜血满地，以求来日东山再起。由此，小说被冠以文学救国的正统外衣，谴责小说之外，尚有翻译小说。进化竞争、自由民主、科学平等、个性实用等等西方文化价值观，随小说自域外输入，传统儒家的社会关系基础遭受冲击，对传统社会的种种质疑不可避免。小说界革命，看似一场文学活动，也一项经世济民的实业，其作用如何，不言而喻。
常以为历史已经过去，不必再提，不愿再提，却不知当今太多问题，皆历史遗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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