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黄"这词大家耳熟能详了吧！东莞的事件是多么的轰动。但是其实，不仅是在现代，即使是在卖淫合法的古代，也对娼妓业诸多限制，并出现过多次由统治者主导的扫黄行动。那么，我们看下这个行业的历史吧！
在公元前645年，在征得齐桓公的同意后，管仲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官办妓院，名叫“女闾”。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乐户制度”、“官妓制度”，并伴之出现了所谓的青楼文化。唐代是妓业的地位最高的时代。
两宋，妓业依然是合法的。柳永因为寻花问柳成为着名的偶像词人。但他也因为这个爱好，而绝于仕途，可见宋代对妓女的看法已经走下坡路了。 以后，朝廷都有明确的规定，官员可以让官妓陪酒、陪舞，但不能陪睡。如果违反，轻则打几十大板，重则开除公职，贬为庶民。公款吃喝，再找“三陪女”，更是绝对犯忌。
宋代禁止官员狎妓。赵祯(宋仁宗)当皇帝时便规定，负责分管刑狱的官员提点刑狱不得召妓，当时的说法是“不得赴妓乐”。四五十年后，赵顼(宋神宗)当皇帝时则扩大到整个监司范围，不仅是提点刑狱，所有监察官员一律禁嫖。但也有例外，一年365天中有一天可以“放松”一下，就是赵顼过生日那天的“圣节”。时人诗句中所谓“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说的就是圣节之夜的情形。
明宣宗发动大规模扫黄 明朝初至中叶娼妓业尤为发达。许多达官显贵不问朝政国事，沉溺于歌舞升平、灯红酒绿之中;名流贤达狎妓冶游、寻欢作乐。后来，还出现了研究、评价妓女的《嫖经》，成为当时的狎妓指南。当时妓女满布天下，大都会有数以千计之多，就是穷乡僻壤，也不乏其人。
明宣德四年，也就是公元1429年秋天，30岁的明宣宗朱瞻基对这种社会现象受够了。明宣宗朱瞻基是明仁宗的长子，生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是一位能文能武的明君。他称帝时，国家政纲松弛，官员日益腐败淫逸，终日纸醉金迷，纵情享乐。登基的第四年，朱瞻基终于无法忍受满朝文武的生活作风日益败坏，决定在全国裁汰官妓，严肃法纪，阻止帝国官员们沉溺于腐朽荒淫的私生活。 朱瞻基发动的这个行动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扫黄运动。他下令查封了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大批妓院，废除了原有的官妓制度，禁止官员携妓宿娼，但对民间娼妓业却没有什么限制。当时朱瞻基的扫黄主旨，是为了巩固帝业不被颠覆，官吏不嫖娼，使所谓“父母官”的形象更为正面。因此，此次扫黄只对官员们起了一点威慑作用而已。
朱瞻基的措施果断而不容置疑，他将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经营了数十年的官营妓院全部革除，严令御史纠察官员德行品性，胆敢违令狎妓宿娼者，必然罢职，永不叙用。而士子嫖妓，也要受处罚，甚至在科考中不予录用。对明代开国即繁荣两京的国营妓院酒楼来说，这一禁令无疑是灾难性的。其后不久，曾经繁华靡丽的教坊女肆半行拆毁，歌楼舞馆，化为废井荒池。 但是对文武百官而言，紧张的气氛只在暂时。虽然官妓被取缔，官员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入妓院，但是他们在家中仍然蓄养女乐家妓，查无可查，禁无可禁。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38岁的明宣宗驾崩。在明宣宗短暂的作风整顿之后，明朝上下百官被压抑的酒色之欲迅速反弹，整个社会“淫风大炽”。
清代开始“法律禁娼” 清代的禁娼可以说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扫黄”的声势很大，一时颇有效果。以当时全国着名的“红灯城市”扬州为例，当时的性工作者便很紧张。扬州自隋唐起性产业便十分发达，虽然朝廷“扫黄”，但娼妓并未能禁绝，“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船娘”这类暗、私娼继续活动。这些性工作者对“扫黄”信息很灵通，风声一紧，她们便“集体消失”。清初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是这样说的：“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设教坊司。但顺治皇帝曾两次裁减教坊女乐，宫中搞活动时，培训48名太监替代乐妓。顺治皇帝在首次娼后，便选出48名太监替代乐妓歌女。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开始禁娼，从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运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则直接裁革女乐。
康熙皇帝继承了顺治禁娼政策，十二年(公元1673年)复令重申禁娼，十九年(公元1680年)颁布的律例上明文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康熙年间，清廷还禁止京城内演唱秧歌，不许秧歌艺人逗留京城。还颁诏禁止刊卖淫词艳曲，禁止良家子弟演戏。康熙四十八年，敕各地官员，严禁地方的“千百成群、男女混杂”的群体性娱乐活动，严禁印刷出版淫词小说。还有，北京内城不许开设戏馆的禁令，也是康熙年间颁布的。
这就是在古代人们对于扫黄的力度，他们这些措施尽管是为了巩固统治，但也有为当时社会的和谐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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