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最有智慧的思想家老子对人生进退得失有透彻的参悟：“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告诫人们要懂得“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凡事要有分寸，要明白认清和高明把握适当的“度”，既不要不及，又不能太过，以免乐极生悲，走向反面，留下“亢龙有悔”的遗憾。
然而，对于大多数功臣宿将来说，他们很难真正理解老子“贵柔守雌”“知白守黑”的妙谛，无法进入“夫唯不争，故无尤”的人生理想境界。事业的成功，地位的变化，他人的恭维，往往使他们飘飘然起来，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不知收敛，忘乎所以，为所欲为。结果写下了人生的败笔，由辉煌走向毁灭，由光荣走向绝望。功名成就反而成了自己脖子上的绞索。
综观历史上君主与功臣名将间关系多以矛盾对抗始，以你死我活残杀终，上演永无终止的“兔死狗烹”或“鸠占鹊巢”式的悲剧，其中固然有君主集权专制、猜忌残忍的重要原因，但是，从功臣宿将这一面说，也有其放纵自己、肆意妄为、咎由自取的个人因素。他们或居功自傲，率性胡为，造成骄纵不可制约，危害国家与君主利益的严重后果;或不甘寂寞，四处伸手，处是非之地而毫不觉悟，陷入争权夺利、干预朝廷政治的泥潭，引起做天子的极大不满，以致牵动天子的杀机;或伐能邀宠，互相倾轧，争名于朝，逐利于市，见荣誉而上，见利益而夺，惹得同僚侧目，导致天子反感。所有这一切，都严重激化了君臣之间的对立，导致了杀身之祸的降临。皇帝是独夫，但一般都不是笨伯，为制止功臣宿将的骄纵妄为，也为自己统治的安危存亡计，他都要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那些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功臣宿将，都要给他们以应有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诛戮功臣”一事，皇帝本人固然难辞其咎，但作为受害者一方的功臣宿将，也不无自己身上的问题。这才是比较公允的认识。
在功臣宿将看来，他为朝廷所立下的战功，是日后取富贵、享荣华的筹码，自己既然已向朝廷“投之以桃”，朝廷也不能让自己白白辛苦而应该“报之以李”，“衣食之外，别无君臣”，双方之间互为利用，等值交换。“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子·难一》)。战功越大，酬劳亦越大，否则就是破坏了政治游戏规则，大家都不舒坦，糟糕之极。
由于朝廷通常以功勋大小来定酬劳高低，它关系到自己荣誉地位利禄种种实际利益，所以它不能不牵动绝大多数功臣勋将的神经，使得他们沉不住气，在分享胜利“桃子”的日子里，铢锱必较，寸利必争，昔日的战友转眼成了可憎的仇敌，心智俱失，情感亢进，彼此大打出手，闹得个不亦乐乎，这正应了老子的那段名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名与身孰亲，身与贷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而身为皇帝者，也充分利用功臣宿将争名逐利的心态，对桀骜不驯的功臣大将加以控御。在他的眼里，功臣宿将有时不过是一群争抢骨头的狗，丢一块骨头就可教其互相撕咬搏斗：“臣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于是历史上便有不少“两桃杀三士”之类的故事发生，而功臣宿将也多不争气，无法做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往往为一块没有多少肉的骨头争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史记·叔孙通列传》所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旧唐书·房玄龄传》所录“(公卿勋臣)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种种，就是“功狗”们丢开矜持，蜂拥而上，龇牙咧嘴，争抢肉骨头的丑态百出之形象写照。
当然这类功臣争功逐名的举止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越过天子所能容忍的界线。天子为了保全朝廷的尊严，维持政权的安定，特别是强化自己的权威，对功臣宿将倚功卖能的做法一定会加以限制，不让它走到极端，有时甚至会严加打击，开启杀戒。由此可见，功臣宿将见荣誉不能谦让，遇利益争执攘夺，居功伐能，骄傲自得，罔顾国家利益，漠视君主权威，个人私欲恶性膨胀，对权力财富的胃口越开越大，是导致天子对他们产生反感敌意、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清除翦灭的原因之一。
隋朝大将军贺若弼与另一位宿将韩擒虎矜能争功，骄横跋扈，以致闹出纠纷，最终失去天子的欢心，日后更因“口舌取祸”而杀身殒命，便是这方面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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