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3月19日黎明时分，李自成率领的数十万起义军攻破北京，绝望的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于煤山，他以一种悲壮的方式宣告立国276年的大明王朝正式灭亡。后世的人们围绕着崇祯帝“国君死社稷”的壮烈，将他推崇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先帝英明神武，人所共钦，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临难慷慨，合国君死社稷之义，千古未有之圣主！”
崇祯殉国后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历史谜题，那就是在国破之际，他为何最终拒绝效法东晋、南宋南迁，以延续国祚，伺机再起呢？后世的人们往往用“天子守国门，国君死社稷”来解释，但恐怕失之偏颇。顺着时间的轨迹，我们重读这段历史，就不难发现里面的玄机。
1643年10月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破潼关，杀死明朝督师孙传庭，随即占领陕西全省。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并集结50万大军誓师东征。消息传到北京后，震惊朝野，崇祯帝立即召集朝臣商议对策，期间有人提出南迁。
主张南迁的人是左中允李明睿，他秘密上疏崇祯帝，提议南迁。正月初三朝会结束，崇祯帝召见李明睿。李明睿提出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既而指天问道：“上天未知如何？”
李明睿言道：“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
如果放在往日崇祯帝可能会大发雷霆，但这次却说：“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显然崇祯帝颇为心动。当晚他又与李明睿详细探讨了如何行动以及南迁的路线、沿途护军等具体问题。但在军饷问题上，两人犯了难，此时明朝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但如果饷银不到位，一但半路酿成兵变，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南迁之议暂时被搁置。
没过几天，吏科给事中吴麟徵建议调吴三桂麾下的5000精兵，赴山西协防。此议刚提出，就遭到内阁首辅陈演的拒绝，因为调离吴三桂所部，意味着放弃山海关外的大片领土。常言道“祖宗之地不可弃”，无论是陈演，还是崇祯都不愿意承担“弃地”的责任。万般无奈之下崇祯只能祭出自己的“大招”。
崇祯帝判断，李自成的军队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后，“必不犯天下重兵处（大同、宣府）以入。于是命辅臣（李建泰）统禁旅出保定，而朝廷之忧则在保定，不在宣大”。此外崇祯帝认为，即使保定失守，他还可以调遣宣府、大同、宁远等地的边地精兵以援畿辅；同时再征召天下兵马勤王，对李自成的起义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于是崇祯帝任命内阁大学士李建泰为督师，“代朕亲征”，于1月26日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出征仪式。
崇祯帝明显低估了李自成这个对手。作为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虽然农民出身，但经过十几年战争洗礼，他的军事素养远远高于从未上过战场的崇祯。渡过黄河后，李自成将东征大军分为两路，自己亲率主力攻取山西中部、北部；另一路他派遣刘芳亮率左营数万人，攻取山西南部以及河南中部、北部一带，然后在向北进军河北中部、山东东部地区，彻底切断崇祯南迁之路。
2月7日李自成攻占太原后，他并没有按照崇祯的设想，率领主力东出井陉关，攻取河北中部的真定府，而是率主力挥师北上，直取宁武、大同、宣府；另外李自成得知李建泰出兵的消息后，派马崇禧率领万余人，东出井陉，攻击李建泰所部，同时再设出一道防线，拦截崇祯帝的南迁。
再说督师大学士李建泰，当他率领几千人马出京后，一路上不招人待见，小小的定兴县令，都敢给他闭门羹吃。李建泰一怒之下，竟然率军攻破县城，大肆劫掠。李建泰之所以敢请命出师，是有他的打算的。原来李建泰在他的家乡山西曲沃拥有丰厚的家财，与其资敌，不如用这笔钱招兵买马，与起义军一决雌雄。但当李建泰走到河北中南部一带时，得知曲沃陷落，自己的万贯家财化为乌有，仓皇之下率领几百个士兵躲进保定。
几天后北京的崇祯帝受到了李建泰的一封奏疏，“贼势大，不可敌矣，请驾南迁，愿奉太子先行”，于是崇祯帝命令朝臣正式商议南迁事宜，“李建泰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刚开始李明睿等人提出崇祯帝以亲征的名义，南迁南京，皇太子留守北京。但经过朝臣们的反复讨论，最终大臣们形成了皇帝留守北京，皇太子、诸王南迁的意见。
这明显是要求崇祯帝做出自我牺牲，而当庭又迫使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生死抉择。崇祯帝怒不可遏，刚要发作，就听见给事中光时亨大声喊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众臣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他们大惊失措，“遂不敢言”。
此时崇祯帝愤愤的说道：“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至此南迁之议宣告流产。随后崇祯帝询问战守之策，众臣默然不语，崇祯帝叹息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遂拂袖而去。
3月初李自成的大军兵不血刃的占领大同、宣府一带，而刘芳亮所部也已经占领河南的中部，向河北南部一带进军。当月4日崇祯帝决定与李自成决一死战，调遣吴三桂、唐通、刘泽清所部入京勤王。结果只有唐通率领8000人入京，而吴三桂所部行军缓慢，直到北京陷落才抵达距离北京170多公里的丰润；刘泽清则借口坠马受伤，率军一路劫掠南逃。
3月17日李自成大军包围北京后，崇祯帝召见驸马巩永固、新乐侯刘文炳商议。崇祯帝询问两人能否率领家丁巷战，护送自己以及太子南行。巩永固叩头泣言：“亲臣不藏甲，臣等难以空手搏贼。”君臣三人相对而泣，巩永固接着说道：“臣等已积薪第中，当阖门焚死，以报皇上。”于是崇祯帝言道：“朕志决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
最终3月19日崇祯帝自缢身亡，而巩永固、刘文炳也践行了对大明的忠诚，全家阖门自尽。颇为讽刺的是，当初坚决阻扰崇祯南迁、慷慨陈词的光时亨在李自成入京后，第一时间投奔，在李自成的政府中担任留任兵科给事中之职，并与其他明朝大臣向李自成“劝进”。李自成失败后，他逃到南京，妄图投靠南明小朝廷，被人弹劾“光时亨力阻南迁，致先帝身殒社稷；而身先从贼，为大逆之尤。”最终被处斩。
崇祯帝拒绝南迁，一方面是他错误的估计了当时形势，他认为自己还拥有与李自成一决雌雄的资本，这让他始终处于矛盾、犹豫之中；另一方面崇祯帝与朝臣们长期不正常的君臣关系，使得群臣害怕承担责任，不敢提出、坚持合理意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加之朝臣内部激烈的党争，使得明朝丧失南迁的良机。
另外提一下，崇祯帝壮烈殉国后，当时的形势并非后世人们想象的那样，崇祯以死唤醒了民众，人们纷纷挥拳擦掌、磨刀霍霍准备为崇祯复仇。真实的情况是在北京的数百位官员中，仅有20几位选择殉国，其余的争前恐后向李自成献殷勤，清军入关后，大部分又投入清朝的怀抱。而在江南的大臣中，也仅仅有史可法等几十人主张北伐，大多数人均贪图安逸，得过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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