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正是日军进城的日子。任何人由于恐惧或受惊而逃跑，任何人天黑以后在街道或小巷被流动巡逻兵抓住，几乎都会被就地处决，而文雅的(日本)官员演说却宣称：唯一的宗旨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的中国政府宣战。简直令人作呕。”

这是1937年第一篇对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目击记录，作者是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12 月15 日，四名西方记者将这份记录带往上海。12月16日，最后一名西方记者离开南京，临走前他收到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费吴生的信函。记者以《美国传教士叙述的南京恐怖统治》为题，将信函内容发表在1937年12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成为最早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之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大屠杀开始。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各国使馆纷纷撤侨，英美记者被迫撤离。南京成为与世隔绝的地狱。有22名西方人自愿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并想方设法把日军屠城真相送出重围，使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 余人撤换回国。在南京城外栖霞山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还有两名西方人保护了3万多难民。

得到西方侨民救护的南京千千万万难民感激地称赞他们是“活菩萨”、“守护神”。难民们说：“使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惟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外国人。”

贝德士：冲破封锁只身回南京

1937年9月19日，日本驻中国第3 舰队司令官在上海向各国使节发出通告，宣称日本空军将于9 月21 日正午12 时以后对南京采取轰炸或其他手段，要求各国人士迅速离开南京。各使馆为保全国民从1937 年8 月中旬就开始撤侨。

当时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庆幸自己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1936-1941年期间，他曾7次访问日本，代表基督教教会，利用当地资料研究亚洲现状、日本社会状况及政府政策动向。从贝德士遗稿可以看出，他在1937年之前就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必将推进大规模侵略战争，当时只有极少数美国学者认识到这一点。

和贝德士一起留下的，还有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农艺学教授里格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乔治·费奇(又名费吴生)，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代院长特里默，医生威尔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等。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以“老市民”自居。其中有15人来自美国教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北美学生海外布道运动兴起，一批年轻的传教士应此潮流来华，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这些学者型传教士自称“南京帮”，将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南京高等教育事业。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大举西进，直逼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邀约留下的这些外侨，决定效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避祸。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这是一块只有4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位于南京市西北角。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鼓楼医院，美、德、英、日大使馆及许多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都在安全区范围内。

德国人拉贝被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杭立武被推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兼安全区主任。后来杭奉命护送朝天宫古物西迁，离开南京，总干事一职由贝德士继任。经杭立武推荐，乔治·费奇被国际委员会聘为副总干事，兼安全区副主任，主持安全区的实际工作。总稽查由约翰·马吉牧师兼任。安全区为体现人道、中立，去除政权色彩，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而是民国初年使用过的五色旗；徽章上画着黑圈红十字。大批难民涌向红十字庇护的区域。到12月16日，难民所已发展为25个，后来居住难民人数达25万。日军为使安全区崩溃，百般刁难米煤供应。为养活这几十万人，国际委员会成员一方面与日军谈判争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购买。贝德士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再吃面包，和难民一样喝稀饭，以节约粮食。

西方侨民在救护中国难民期间，还在安全区的难民所甚至自己家中救助了一些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与军官。按照国际惯例，安全区应当保持中立，只收容难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掩护抗日军官，如被日本人发现，极有可能给国际委员会和整个安全区带来灭顶之灾。但同情中国的外侨决定冒险。第72 军军长兼第88 师师长孙元良被魏特琳隐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被卡尔·京特与辛德贝格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中；南京卫戍司令部卫生部部长金诵盘先被藏在美国大使馆，后被转移到金陵大学美籍教师宿舍楼；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龙应钦与周上校被藏在拉贝住宅的二楼。西方侨民将他们安全送出南京，保存了中国抗日的精英力量。

费吴生：将胶卷缝在大衣衬里带出南京

12月13日，南京沦陷。拉贝和乔治·费奇立刻来到安全区最南边的汉中路同日军交涉。费奇在地图上用铅笔划出标记，告诉日军安全区的位置。日本军官说：“请放心！”拉贝和费奇信以为真。没想到他们还未离开，就亲眼看到日军击毙20名惊慌逃跑的难民。接着日军又闯进安全区，强行抓走大批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费奇痛心疾首地给友人写信道：“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们是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在这些外侨中，费奇与中国的缘分也许是最深厚的。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费吴生，因为他生于苏州。父母是传教士，早年从美国来到中国。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数十万难民涌入上海，费吴生所在的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立即开展救济工作。在这期间他与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人有深入交往。可以说费吴生不仅是中国通，还算得上中国革命的元老。

1937年12月19日，费吴生与贝德士、史密斯博士一起到金陵中学，看到一个姑娘正被三个日本兵和一个骑马的日本军官追赶，费吴生一把将姑娘推进自己的汽车，关上车门就向校门外开去。日本军官悍然横马挡在车前，但是马害怕汽车发动机声闪到一边，费吴生等人便开足马力飞驰而去。但更多时候，他们根本无力阻挡野蛮的烧杀淫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悲愤地将暴行如实记录。费吴生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 年1月11日期间的日记，于1938年1月23日由德国人克勒格尔秘密带往上海，立即广为流传，引起中外舆论界震动。1938年6月2日，芝加哥《视野》杂志刊登了费吴生的日记。此文后来又经缩写，刊载在当时美国发行量极大的《读者文摘》。从1946年东京审判到今天，这些材料一直是指控日本军国主义罪责的铁证。

1938 年1月23日，费吴生获准离开南京，他将一份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这份长达400英尺、分为8卷的胶片，放映时间达105 分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影像文献资料，由牧师约翰·马吉拍摄。费吴生和正在上海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对影片进行了剪辑，并给影片的各部分加了英文标题。然后送交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带到英、德、美国。

约翰·马吉：拍下南京大屠杀唯一的影像资料

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他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毕业后，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担任国际安全区总稽查。目睹日军暴行，马吉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他拿起了以前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贝尔牌16mm家用摄像机，在鼓楼医院一带拍摄纪录片。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有一件重要证据即是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待她醒来时全家9口有7人惨遭杀害，只有她和年仅4岁的妹妹侥幸生还。当年，夏淑琴和妹妹到难民区进行难民申报。她的悲惨遭遇引起了马吉的注意。马吉去了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淑琴一家惨遭杀害的现场，用摄影机摄下惨状。70年后马吉拍下的证据为夏淑琴讨回公道。

马吉的记录片有4份拷贝。送到英国的拷贝，被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带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柏林放映了马吉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观看了这部片子，“盟友”日本的兽行令戈培尔都震惊，据说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镜头时他还呕吐了好几次。

1953年，马吉牧师在匹兹堡去世。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mm摄影机。这成为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史上一个里程碑。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摄影机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马吉牧师曾经传教的道胜堂教堂，现在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图书馆。2000年8月2日，南京市下关区政府特将其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

辛德贝格和京特：送抗日名将廖耀湘过江

在马吉拍摄的录像中，有15个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镜头，是丹麦人辛德贝格协助马吉完成的。1937年11月，刚刚建成的江南水泥厂正准备运营，传来了淞沪失守的消息。工厂进行了紧急人员疏散，但机械设备无法运走。设备来自德国和丹麦，德国是日本的同盟，丹麦是中立国，董事会成员请求两国以债权人身份派员入驻。于是两国分别派来了卡尔·京特和辛德贝格两个员工。

江南水泥厂外侧有一道有刺的篱笆墙，宽一尺；还有一条约10米宽的护厂河。日军进城后，难民蜂拥而至，辛德贝格和京特决定把这些难民收容下来。他们设立了一个工厂保护区，面积甚至比南京城内的国际安全区还要大。1938年3月，丹麦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题为《最大的丹麦国旗飘扬在中国南京》，文中引用辛德贝格这样一段话：“我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绘出一面约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从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

1937年12月20日，辛德贝格想将几名受伤的难民带到南京城医治，遭到日本兵阻拦。不久，难民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被手榴弹炸伤，辛德贝格决定豁出去了，骑着摩托车带孩子进城，闯关成功，把孩子送到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手中。威尔逊不仅及时救治了孩子，还给了辛德贝格药品、绷带和两个护士。京特出生在中国，知道中国人信任中医，于是想办法请了几个中医进厂。就这样，辛德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厂的单身宿舍办起了一个小医院。

在江南水泥厂难民营附近有一个栖霞寺难民营，深受日军的骚扰和威胁。20多名和尚代表难民写了5封抗议信，请求辛德贝格把信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再进城分别转交给了拉贝和德国使馆。栖霞寺难民营当时有一个重量级“难民”——抗日名将廖耀湘，南京失守后他来不及撤退，搭一个农夫的马车躲过日军搜索，藏进栖霞寺。后来，栖霞寺的和尚与辛德贝格和京特取得联系，他们偷偷将廖耀湘用小船送到长江北岸。

东京审判出庭作证

在救助难民过程中，国际委员会成员受到日军威胁甚至殴打是家常便饭。他们的日记中都有详细记录：1937年12月16日晚上，贝德士被喝醉的士兵从床上拖起；18日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被士兵用手枪威胁。农艺学教授里格斯12月16日在阻止日军将平民带走时遭到日军殴打；1938年1月9日晚上在自己住所附近被士兵用刺刀威胁。医生威尔逊12月18日遭手枪威胁；12月21日中午“差一点被枪杀了”？?

据社会学教授史迈士记录，一天晚上，传教士们坐在一起吃晚饭，有几个人说：“我们之中谁最先被杀死，我们就把他的尸体抬到日本使馆门口放着。”有几个人则说：“我愿要么做那个被抬的，要么去抬别人。”

这些国际友人万幸度过劫难，他们最终等到胜利，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

1946年8月15日，马吉牧师在东京出庭作证，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的种种日军暴行。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放映了弗兰克·库柏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其中有很多马吉拍摄的镜头。

美国医生威尔逊，大屠杀期间在鼓楼医院独自承担全部外科手术，胳膊累肿了也不能休息。他还坚持几乎天天写日记。他在东京审判书面证词中写道：“日军入城后不久，送往鼓楼医院救治的平民人数急剧上升？?日军针对城中平民的暴行在持续六周多后才开始减退？?我保证以上所述完全属实，1946年6月22日。”

贝德士在法庭上指出，国际委员会在大屠杀持续6个星期内送交日本大使馆70个报告，具体记载了数千起暴行案件。在最初三周，他本人也几乎每天带一份报告前往日本使馆，而这些报告的内容迅速经使馆送往东京，外相广田宏毅、上将松井石根、参谋长武藤章等高级官员不可能不知晓。1948年11月4日，这三名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给这些帮助过中国的外国朋友颁发了勋章。对于贝德士和费吴生等人来说，他们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中国度过，又和中国人经历了这场生死与共的大劫难，他们也许想在中国待一辈子。但1949年，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贝德士曾试图在他的宗教信仰与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中寻找共通之处，他觉得自己可以在新政权下继续从事教育和研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使一切成为泡影。作为金陵大学少数被“礼送”而不是被驱逐的美籍教师，他离开了工作30年的大学。费吴生在1940年甚至受邀访问延安。由于信仰和政治观点的不同，费吴生对共产党抱有成见，他早年在中国的事迹也便不再被提及。1967年，费吴生撰写了一部回忆录《我在中国八十年》，在台湾出版。这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1937-1938年他在南京的亲身经历，时至今日还是指控大屠杀的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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