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没死，就能复出
据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牛创平统计，在清代268年当中，涉及一、二品官员（大约也就是今日部级以上官员）的经济犯罪案件共有108件，案中被判刑的一、二品官员共有157人，其中死刑立决的68人，斩、绞监候也即死缓的47人，其他刑事处分的42人。
传统中国的制度，常常是太极的形状，有阴有阳。问责制度若是阳，则开复制度可视作阴。“开复”简单说即是官员复出。某种意义上，受罚官员获得开复，即是迎来其政治生命的第二春。既然如此，受罚官员自会千方百计去谋求开复。
“开复”第一式：向皇帝行贿
有趣的是，他们甚至会采用向皇帝老儿行贿的方式。官员秘密交罚款赎罪，盛于乾隆时期。他们私下交纳的巨额罚款，少部分用于公共事业如河工等，大部分则纳入内务府，进入皇帝的小金库。
乾隆朝密记档记载大臣李质颖的一封奏折，称因自己在浙江巡抚任内未能参奏某位获罪大臣而愿罚银十万两，在粤海关任内奏事错误愿罚银2万两，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倒霉事，总计愿罚银25.6万余两。他要求以分期付款的形式按揭还罪，获得了乾隆的许可。在每年支付1.5万-2万两赎罪银的同时，李质颖依旧可以做官。而以其为官的公开年收入来算，李质颖很难支付此笔巨款，则他不得不变本加厉通过另外渠道敛财，也可想而知。
清代官员
“开复”第二式：“捐复”
在私下向皇帝行贿以赎罪之外，被革职的清代官员还可以通过公开“捐复”的形式复出。“捐复”是指捐银恢复受处分降革的原官。学者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一书考论甚详。凡革职离任官员，其原来的官职等级、头衔、花翎都可捐复。有些甚至可以捐得比原先等级更高的官衔，只是不得补用而已。据陆陇其日记，在康熙年间人们还以捐复为耻，不好意思公开谈说。而许大龄指出，在乾隆之后，捐复被制度化，“不以为耻矣。
“开复”第三式：走关系
行贿或捐复之外，有些官员还能因为与皇帝的私人关系而复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工部尚书王鸿绪开浚京城河道，因经费动用问题遭到部议，被革职留任。但河道工程一结束，康熙就赐他官复原职，理由是他治河有功。这看上去有点诡异，不过如果我们知道他跟康熙的私人关系就可以理解了。康熙下江南，曾住在王鸿绪家，亲笔御书匾额、诗扇、楹联，并称“此地以金丝桃胜于他处”。此外，王鸿绪还常常密折奏事，双方讨论的话题有时相当私人，甚至包括苏州美女被骗一类的事儿。
清朝官员顶戴花翎
“开复”：问责制度形同虚设
从皇帝的角度看，允许官员复出，也是治理术的一部分。但如果犯事官员都可以轻松复出，那么其行为很可能将更无廉耻，问责制度也将形同虚设。
要之，清代官员复出，几乎都带着浓重的人治色彩，很多时候还是袖子中的交易，并没有严格的程序，也缺乏外部的监督。官员们既可以在制度弹性允许范围内依靠“陋规”谋财，一旦其贪腐行为超出制度弹性范围之外，只要不被斩立决，还大可以靠与皇帝的私人关系、秘密行贿或公开捐复来取得复出的机会。其贪腐成本，可谓相当低廉，而其所取之目，又极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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