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幼时很聪慧，八岁时就书史成诵，能为文，属对有奇语．据《严氏族谱》，嵩读私塾时，曾与其老师及叔父对联语有曰：“手抱屋柱团团转，脚踏云梯步步高”；“一湾秀水足陶情，流珠溅玉四顾好山皆入望，削碧攒青；”“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因出语非凡，被人称为神童。
严嵩（1480—1569），明朝奸臣，字惟中，号介溪，分宜人。1505年进士，被授编修。他出仕的时期正值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这个多事之秋。明世宗在位四十六年，他只关心两件事，即“大礼议”和玄修，而大臣们在这两件事上的态度则是他衡量人才的标准。严嵩在这两件事上表现得都恰到好处，因议礼而骤贵，赞玄修而得宠。严嵩少年得志，但在正德三年（1508）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不得不回乡守制，中断了官场生涯。
严嵩作为新科翰林，如果他与阉党抗衡，无异于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如果出仕，则必须投靠阉党，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耻的。其时当权的宦官刘瑾是陕西人，阁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提拔、引用的大批官员都是北方人，南人大多受到打击和排挤。尤其是阁臣焦芳，对江西人格外排挤。原来，焦芳曾为侍讲九年，后迁大学士时，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华的讽刺：“焦芳也做了学士吗？”焦芳遂对江西人恨之入骨，曾公然宣称：“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籍系江西，而且位卑权小，因此，严嵩借丁忧之机，托辞称病。
在归隐期间，严嵩广结名流，跟李梦阳、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这些人学问渊博，且都曾是敢与阉党作斗争的仁人志士，颇有名望。严嵩与他们把酒论诗，剖经析义。正德七年（1512），严嵩应袁州府太守之请，修《袁州府志》，于正德九年（1514）将《袁州府志》纂修完毕。该志体例颇有独到之处，严嵩因之声望日隆。
钤山隐居的八年，对严嵩的宦海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避居钤山，严嵩能够明哲保身，远离政治斗争。在此期间，严嵩潜心读书，埋头诗作，其文学素养大为长进，这对他复出后能够纵横官场、诗文奏对得到皇帝欢心大有裨益。同时，严嵩通过八年的韬光养晦，也为自己赢得了清誉，此时的他已不再只是个新科进士，而是具有很高文学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物，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充足的资本。
正德后期，政局变化很大，刘瑾被诛，焦芳削官，朝廷中当政的主要是杨廷和、费宏等人。他们都是南人，也多属于正人君子，与严嵩还多少有些交情。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严嵩应诏复职，赴京重返仕途。 严嵩自正德十一年重返仕途后，多在翰林院、国子监等政治斗争相对较少的地方任职，而且还曾多年居官南京。在“大礼议”之争最激烈的前期，严嵩没有卷进这场斗争的漩涡中，得以自保。
嘉靖十七年（1538）六月，世宗欲让生父献皇帝称宗入太庙，命下礼部集议。严嵩写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奏疏交给皇上，世宗对他的骑墙态度非常不满，亲书《明堂或问》，警示廷臣，言语犀利，坚决表示要让其父明孝宗献皇帝称宗入庙。于是，严嵩顺从皇帝的意思，为世宗的生父献皇帝祔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并在祭祀礼毕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文笔绝佳，很得皇帝赏识，严嵩从此平步青云。
以六十二岁高龄，得为首辅。1539年后，世宗嘉靖皇帝沉迷道教，二十年不理朝政，严嵩作为首辅把持朝政，排除异己，杀害忠臣，对边事忽视，边防废驰，财政枯竭，国家汲汲可危。尤其在70岁后，他因年高体弱，把朝政交给儿子严世蕃处理。严世蕃依仗权势，买卖官职，横行霸道，搜刮珍宝，致人家破人亡而不惜，引起众怒。三年后，严世蕃因通倭罪被杀，严嵩被召令乞食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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