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学界对明清户籍制度的研究，多从国家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角度进行探讨，注重从上到下看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社会史兴起以来，史学界的眼光开始“向下”，注重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地与科举是普通民众改变身份、地位的主要手段和渠道，而户籍与这两者密切相关。

　　开立户籍的重要性：以蓝山钟氏为例

　　明清时期，百姓只有取得户籍，为朝廷纳税当差，才能被认为是王朝的子民，才有获得土地开发及利用的权利，有参加科举的资格。否则，则被视为“流民”或“无籍之民”。所以，在记录祖先事迹的族谱中，特别强调入籍祖的地位。民国时期蓝山的《钟氏族谱·阖户宗祠》载：“县城宗祠自清道光三年癸未告竣，正中起造神龛，奉祀始祖嫩七公暨六六公及户祖荣卿公，永为百世不祧之宗……赞曰：嫩公肇基，辉映鹅塘。荣公迁贯，乃隶蓝山……”

　　将入籍祖荣卿公与始迁祖嫩七公并列，并将其列为“百世不祧之宗”，固然是因为他与始迁祖只隔了一代，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荣卿公作为入籍祖的地位受到格外的重视。据《钟氏族谱·阖户田租表》统计，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止，在蓝山钟氏后人为其各代先祖所设的祭田中，“荣卿公祭田”处数、亩数、禾租谷数分别为21处、27.1亩、10400斤，数量第二的“德成公捐祭田”分别是4处、11亩、3920斤，可见户祖荣卿公在蓝山钟氏中的地位。

　　钟荣卿(1369—1440)开立户籍时当在明初。众所周知，明太祖立国后，实行里甲制，每十年编修一次基于里甲组织的黄册，将“清册供单”分给各户登记。 “清册供单”的内容有乡贯、年岁、丁口，田、地、山、塘各项产业，应纳税粮多少等内容。通过里甲户籍登记，百姓的田产受到政府的认可，这与无籍之人耕种的土地不具有合法性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除此之外，因为入籍的百姓向朝廷纳粮当差，承担了一定的国家义务，也享有无籍之人无法享受的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土地以及科举是下层向上层迈进的主要途径，而这两者均与户籍密切相关，是否拥有户籍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户籍与土地：蓝山钟氏的土地占有权

　　蓝山钟氏自始迁祖嫩七公于元延祐间从江西迁至湖南蓝山，定居于黎家头。据《钟氏族谱》称，黎氏家族自宋便定居于此，是一个大族。到元代中叶，黎家开始衰微。 自第三代文福公、文德公开始，黎姓诸山场、水利、房屋基址先后归钟氏，钟氏家业始大。就这一点来看，文福、文德二公对于钟氏家族的功劳还在乃父开户祖荣卿公之上。但是，如果没有荣卿公的开立户籍，其一切产业均不能得到官府的认可，也得不到其他姓氏的认同。到1936年修谱时，由于各代的积累，其山场“南北长几三十里”，并配有山场图，将其称为“钟荣卿户山场图”。

　　因荣卿公在官府开立了户籍，其户籍之下所管山场、土地也获得认可与支持，在发生土地纠纷时，常常处于有利的地位。如光绪十六年(1890年)与雷姓家族发生一起土地纠纷案，族谱中记载的官方判词如下：“照钟仁浩等以借坟飞占事具控雷彰德等，而雷彰德等以诞吉纲占事具诉钟仁浩一案。兹经覆讯，据雷姓并刘蓝二姓所供，癞子岭全山实系钟姓世守之业，……雷姓写谱扯上大坪等字，笔迹不符，其为伪造后添无疑。……至由彭商翰一穴以上全岭，……概归钟姓管业，收租葬卖、开挖栽种，不与异姓相关。”

　　在此次土地纠纷中，钟、雷两家都拿出族谱以证明纠纷地为本族所有，雷家甚至不惜在族谱上造假。族谱作为一种文化资源的手段，无疑与祖先开立户籍、土地开发的历史相关。还有一件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墓地纠纷契约记载：“立还字人崔土保兄弟，对仝母萧氏。……因我兄弟无知，今春挖种墦土，有伤钟姓坟脑来脉。钟姓经请邻老雷孔元、成天仁登山看明，实系有碍邻老公断。我等醮谢，求钟姓叔侄宽恕，免其兴讼。念我兄弟愚蠢，嗣后再不敢在坟山顶脑上开挖、栽种生理。”

　　在此契约中，崔土保兄弟可谓低声下气。为了保证其有效性，钟姓还请了雷孔元、成天仁两位邻老在场作证，并且由外姓萧国宾代笔，以表示其并非钟姓私自杜撰。其实，崔家所买之土地只是与钟姓墓地相连，其开挖栽种，未必就侵占了钟姓的墓地。但是，钟姓却以有伤风水为借口，要求崔姓不许“在坟山顶脑上开挖、栽种生理”，否则，钟姓拿此契约禀官重究。

　　户籍与科举：以蓝山县户籍归属案为例

　　户籍对于科举的重要性，在于政府之规定。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政府规定各府、州、县生员乡试前要“各具年甲、籍贯、三代”。清代仍之，并且规定更为详细。为了防止冒籍，顺治二年(1645年)规定：“生童有籍贯假冒者，尽行褫革，仍将廪保惩黜;如祖父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坟墓田宅俱有的据，方准入试。”(《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一)考试权利的获取，要求其祖父入籍二十年以上，并且要求“坟墓田宅俱有的据”，这个“的据”是什么呢? 无疑就是开立户籍后在官府的登记。

　　不仅是否拥有户籍很重要，而且因为户籍归属涉及科举名额的竞争，也容易引起纠纷。民国《蓝山县图志》记载了康熙年间湖南蓝山、宁远二县发生的一起户籍争端事件：“词称：蚁系蓝山县大慈乡二都里元户口，……缘因先年各村置买宁远县庄粮二百余石，便产各居，与本邑蓝民，烟火相连，非走居宁民境内，流寓无籍者可比，虽与宁界接壤，原属蓝山管辖，历几百余年矣。祸因康熙四十五年，突遭宁远县主新任，不查来历，捏以杨作楫、黄云彩、曾习孔等村不服宁编，混详各宪，据详批入宁编管考试。遭宁邑衿棍屡屡抗阻。 于四十六年，曾光余等有违批歧视之控。四十九年，杨高选等有抗法阻试之控。五十一年，生黄云彩等，又有粘情哭奏之诉。连年奔赴抚宪，构讼不休，两县不安。……兹查据，……四十六村原非宁邑管辖地方可知矣!”

　　大慈乡四十六村原属于蓝山县，因其与宁远县相近，并在宁远县购有田产庄粮两百余石，因此而向宁远县交纳钱粮。后来，新任的宁远县令因此将其划归到宁远县，并令四十六村村民属籍宁远县。但是，因为户籍与科举的权利密切相关，而一个县的科举名额是有限的。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称：“每县学额，按文风高下、钱粮丁口之多寡以为差。”原属蓝山县大慈乡四十六村村民被划归宁远县考试，自然遭到了宁远县人的强烈反对。经官府调查确认，四十六村的村民最终划到蓝山考试。在这件争端中，蓝山县令刘涵“周悉民隐，再四勘详”，当事村众对此感激不已，为刘建生祠并树德政碑。可知在乡民心目中户籍对于科举考试之重要。

　　对于明清时期的湘南地区来说，随着明代以来移民的迁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长，土地与科举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与这两者密切相关的户籍的地位因此而凸显了出来。 当然，明清时期的户籍涉及的内容还有很多，如户籍与宗族组织、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的关系，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对于探讨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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