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实力的体现，酒香不怕巷子深，然而，推广功夫也是少不了的，有些文化之所以能名扬天下，流传千古，其实和大批善于策划的文化推手有很大关系，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例如广州的南海神庙，在史上闻名四方，人气一直很旺，除了因为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之一，南海神庙是港口，各大商船都会云集于此祭祀之外，其实也和一个文化推手有很大关系。

　　这个推手就是大名鼎鼎的唐代文学家韩愈。他的一支神笔，对于广州南海神庙的定位和推广，起了关键的作用。

　　下笔不凡

　　明确南海神是祝融

　　一种传统信仰，尽管在民间流行已久，大家都形成了崇拜和祭祀的默契，但如果要上升到文化的高度，那还得需要一两个文化巨匠为这种信仰做一个明确的定位，并且对其文化内涵作生动而深入的阐述，然后，这种信仰才能确立起来，才有了长久流传的可能性，也就是儒家强调的名正言顺。韩愈对于南海神庙，就起到这样关键的作用。

　　南海神庙建于隋朝开皇十四年，即公元594年，到唐玄宗的时候，又封南海神，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南海神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南海神的地位到底具体在哪个位置，有什么具体文化内涵，还需要一个明确的定位，这个定位的工作，不是隋文帝和唐玄宗所能完成的，必须是一位文化巨匠。

　　在南海神庙落成两百多年之后，公元九世纪初，韩愈来关注南海神庙了，他写了碑文，也就是史上有名的《南海神庙碑》。

　　在文章中，他首先大大地抬高了海洋文明的地位，认为海洋才是我们生存环境中最巨大的存在，“海于天地间为(万)物最巨”，这说明我们古代人对于海洋的地位，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韩愈的说法也暗合了地球上海洋面积占七成左右的科学地理知识。而且，我们在上古时期就形成了对海洋的崇拜，海洋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信仰之一，“自三代圣王，莫不祀事”。韩愈紧接着说，根据考据，南海神在所有海神河神当中是最尊贵的，“而南海神次最高”，地位“在北东西三河神伯之上”，这等于给南海神定了行政级别。尤其了不起的是，韩愈给南海神的身份也作了具体确定，“号为祝融”。

　　尽管关于南海神的地位和身份，朝廷和民间都有默契，但经过韩愈的巨笔划定，更具备了法定效果。因此，后世不少人对于广州南海神庙的认识和考据，很大部分是以韩愈的文章为依据的。

　　有一段时间，官方祭祀南海神，用的是公侯的级别，但韩愈觉得应该用“王”的级别，“虚王仪而不用，非致崇极之意也”。唐玄宗曾派义王府长史张九章以王的级别祭祀南海神，韩愈刻意强调了这一点，从此以后，以王的级别祭祀海神祝融，便成了常规。

　　史家之笔

　　详细记载祭祀的前期准备工作

　　虽然在韩愈之前，早就有朝廷的封神和民间的祭祀，然而，南海神庙还是经常处于荒凉的状态。为什么呢?韩愈的文章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广州的刺史不太重视这项工作，对此很畏难。

　　唐朝时，人们觉得岭南一带区域广大而偏远，所以会选择一些身份比较高的人担任广州刺史，“故常选用重人”。这些刺史养尊处优，对于海洋有一种天生的畏惧感，“不习海事”，连到海边去看一看都没有勇气，更不用说去海边祭祀南海神了，而且每到祭祀的时候，海边经常刮大风，更是吓得这些人不敢往前，“又当祀时，海常多大风……观顾怖悸”。他们经常假托病假，懒得前往。因此，曾经有一段时间，南海神庙十分破败，“上雨旁风，无所盖障”，祭祀也是马马虎虎，十分潦草，在韩愈看来，这种做法很不恭敬。

　　到唐宪宗的时候，元和十二年，即公元817年，朝廷派了一个得力的刺史来广州，他就是孔子的三十八世孙孔戣。据韩愈的文章，孔戣为人“正直方严”，做事认真，富有责任心，治理百姓十分得力，同时在祭祀方面也很恭敬专业，能干实事，不做敷衍功夫，这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是一位很称职的官员，但他有没有胆量去祭祀南海神庙呢?

　　就在孔戣到广州的第二年，接近夏天的时候，朝廷关于祭祀南海神庙的命令下达了，明确指示孔戣承担这项使命。对于朝廷交代的任务，孔戣不敢怠慢，“且恭且严如是，敢有不承?”并且他当场决定，第二天晚上就住在南海神庙附近，以便一早就能主持祭祀工作，“吾将宿庙下，以供晨事”，即是要亲临现场工作。他的手下和幕僚，按照往常的习惯，都纷纷劝他不要前往，因为风浪太大，有危险，“吏以风雨白”，孔戣却已下定决心，坚持要前往，哪怕整个广州府的官员都来劝阻，都不能改变孔戣刺史的意见。从这个场面可见，当时广州刺史和周边官吏，已经很久不去南海神庙了，以至于成为一种习惯，孔戣真的要去，反而让大家不习惯。

　　第二天，广州刺史孔戣坐上船，出发前往南海神庙，有意思的是，海上并没有起多大风浪，反倒是风平浪静的，“公遂升舟，风雨少弛”，“波伏不兴”，住宿在南海神庙的当天晚上，也是月明之夜，没什么令人恐惧的景象。

　　文学之笔

　　生动想象祭祀活动

　　接下来，韩愈记载了孔戣祭南海神的活动，既有严谨的纪实，也有优美的想象，虚实结合，现实与浪漫相得益彰，这也是《南海神庙碑》一文的魅力所在。

　　先看纪实的，以刺史为主，穿着盛装，拿着上朝的笏牌，进入神庙支持祭祀，“盛服执笏以入执事”。手下也一个个严肃恭敬，跟随刺史大人各自履行职责，“文武宾属，俯首听位，各执其职”。至于祭祀的酒食，不像以前那样马虎潦草，酒水都是清冽香浓的，器具都是洁净光滑的，从态度到设施，都显示了人的恭敬和诚意。场面也十分热闹壮观，锣鼓喧天，音乐响彻云霄，武士们昂扬起舞，歌手们也引吭高歌，庙宇插满旗帜，迎风飞舞，极其隆重。这段文字从资料意义上而言，十分珍贵，它生动地再现了将近一千二百年前，广州人们祭祀南海神的具体场面，有服饰描述，有情景描写，还有人物情状描摹，清晰如画面。

　　当然，韩愈老师还是文学家，不来点想象，是对不起他的才华的。于是，在现实世界之外，又升起神奇的想象空间。南海神灵在享受人间的祭祀之后，是怎样的情形呢?是这样的：“神具醉饱”，用人间的状态去推想那个神奇的世界。接下来更如同看《西游记》，也如同看《哈利波特》，神秘传奇，南海中大大小小的精怪，海龟啊，大鱼啊，都争先恐后飞舞而来，和人间共舞，“海之百灵秘怪，恍惚毕出，蜿蜒虵虵……穹龟长鱼，踊跃后先”，好奇妙的神话和童话盛会，既符合当时祭祀的盛况，也从文学角度升华了祭祀的意义。

　　韩愈在广东留下了好几篇祭祀文章，更有名的是在潮州的《祭鳄鱼文》，将鳄鱼当成懂人类语言的谈判对象。而这篇《南海神庙碑》将文学因素渗入传统的民事活动中，加强了其传播的广度和长久性。作为文化，能不能传播出去，文化推手的策划能力很重要，南海神庙的形象，在这一段充满想象的文字当中，显得神秘而美好，甚至还有点萌，更容易被其他地域的人所接受。推广，少不了思想，更少不了文学手法。

　　当然，韩愈老师是文化人，他最终要让祭祀接地气，就得往人事方面深入。韩愈在文中赞美了孔戣在任广州刺史期间，减轻地方税收，加强法制，对流落到岭南的人士，都给予照顾，重用地方贤良，颇有德政，很受当地欢迎。结合政事，令祭祀海神的文化内涵更加凸显。由此可见，孔戣祭祀南海神庙，其实是借民间信仰和风俗，拉近与岭南地方的距离，他那样风尘仆仆不畏风浪，其诚意不光是祭祀，更是勤于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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