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乾隆时期文字狱兴起，吕留良等一代大儒及其家族都是受害者;因与政治走得太近，明清大族长洲申氏，太仓王氏，海宁陈氏、查氏，都在政治斗争中不断被绞杀，即使被传为美谈的“杯酒释兵权”也是以皇帝武力为后盾，并非哥们义气的结果。
不过，真正造成士族没落的，还不是皇权借宦官或锦衣卫手起刀落，而是庶族借科举崛起，科举的本意就是皇帝借以培植自己的“专业治国”势力。
无论是唐太宗说的“天下士皆入吾嗀中”，还是后来殿试制度形成的“天子门生”传统，都表明皇家要直接控制科举取士的态度，靠科举而不是裙带举荐而出仕的文官，冲破了以往士族垄断仕途、“专业治国”的局面，但他们随即又形成新的家族势力。
清初禁止结社，人们更加依赖血缘纽带，科举家族为了自保，也多通过联姻巩固势力，康熙年间，科举文官集团开始结党，各拥皇子，兴盛一时的江南曹家，就因跟错了主子，被雍正目为八哥党而抄家。
更直接的打击家族参政的方式是借“秘书小组”夺权，康熙设立南书房，雍正设立军机处，都是以皇帝的秘书班子替代和削弱内阁大臣会议或八王议政，从满洲贵族、高级汉臣手中收回权力，皇帝借直接办事机构架空六部和地方的传统，甚至影响到了民国时期的党国政体。
从政治家族兴起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和中世纪英国颇有相似之处，但结局不同，在英国是贵族压制了王权，并以《大宪章》作为二者权力的边界，从而确立了共和与法治的根基，共和意味着天下是大家的，不是某一个家族的，即使是皇族。
法治则意味着，国王不过是所有贵族中最高贵的一个，但也必须服从一个更高的法律权威，来自共和与法治的力量，在革命剧变中同时保全了王室和贵族，直到今天。
而在中国，从历史上看，皇权与世家之间的死结一直没有打开，皇权在大多数时候能够主动收权的原因是，中国的世家、士族等只不过是一个松散的统称，他们之间从未像英国的贵族那样形成自己明确的政治主张，士族取得权威后通常是篡位，而不是逼皇帝签什么《大宪章》;而皇帝则通过屠戮、科举和“秘书小组”，不断地消灭士族。
但问题是，作为中央和地方唯一成形、具有组织能力的政治家族，实际上在皇朝社会中具有政治支柱作用(和英国贵族在政治上的功能是一样的)，这就不难理解。
皇朝的中央集权会因消除异己的成功反而丧失了活力，当皇权的正统地位不断强化，到清朝甚至形成了绝对专制统治时，政权的内核实际上已被掏空，而皇权与世家两者相互殉葬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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