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江浙两省官员的小日子可不好过，一伸手，必被捉。
嘉庆四年，一代巨贪和珅伏法，抄家发现，其财之厚旷古绝今。朝野额手称庆之余，也出现了种种“救世”之声。
为何要“救世”?和珅控制朝政十余年，致使腐败横行、吏无官德、廉耻失尽;这种堕落风气也直接波及到民间，使得整个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清王朝亟需扭转乾坤。装老年痴呆好多年的刘墉，忽然“轻健如故，双眸炯然”，提出了“革漕弊以匡政”的主张;而那位时常犯二的大学士董诰也忽然聪明了许多，悍然提出“循法以救正”的思想。也正是在这一年，那位假装落水生病以躲避政敌七年之久的岳起，也忽然病愈出院，起复为江苏巡抚。
岳起，原本并不姓岳，他是满洲镶白旗人，鄂济氏，学历不高，举人出身。和刘墉、董诰等人的救世主张所不同的是，岳起的主张似乎更为全面且到位，每一件事儿都能落到实处。他在江苏乃至总督两江期间，主要干了两件大事。
一是抓吏治。他在奏疏中指出，吏治之弊，在于“无处不以贿为通融”;解决之道，“除弊当绝其源”。为此，他首先拿常州知府胡观澜和盐政徵瑞的长随高柏林开刀，将他们互相勾结“派捐修葺江阴广福寺”一案办成了铁案，除罢官之外，还将所耗捐费二万余串作为罚金，责成二人分偿。以此警示官员，百姓是不可以随便搜刮的，想巧立名目谋利益谋政绩，那是自毁前程。
他还想了一招更绝的，将地方财政结余全部上缴国库。此招堪称釜底抽薪，从源头上杜绝了贪污挪用之弊。清代两江是赋税重地，地方上油水颇多，各地官员削尖了脑袋也要谋江浙之缺，目的就是为了发财。岳起是个明白人，一点也不给这些财迷官员留空子，本该分给总督的扬州超额关税，他一分不要，全部解送京城，还下令革除这一陋习。一把手做了表率，属官们还有啥可说的?反正衙门小金库里也没有多余的钱，于是乎，大小官员“无从更生观望冀幸之心。”
那几年，江浙两省官员的小日子可不好过，一伸手，必被捉。比如丹徒知县黎诞搞虚假政绩，被岳起劾罢之;工部派驻江南河道的官员庄刚、刘普等侵吞河工血汗钱，吏员莫澐在任所开小卖铺，运货囤积，牟取暴利等，都被岳起绳之以法。所谓风清才能气正，普通民众虽然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但是官风的变化，他们还是能感知且能被感染的，所以，吏治是救世之本。
二是禁奢俗。“奢靡之始，危亡之渐”。
清代自建立之初也曾大力去奢从俭，然而，乾隆中期起，皇帝好大喜功，挥霍无度;和珅“穷奢极侈，以珠佐食”。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得不辇货权门，结为奥援”;再加上旗人逐渐丧失了关外淳朴之风，也开始追求奢靡的生活，整日提笼架鸟，出入戏园，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波及至整个社会，奢靡之风也是刮得呼呼的响。史载，当时许多富豪之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筵所需几费中人之产”。岳起赴任江苏之后，通过身体力行、政府号召以及出台法规等措施，大力提倡节俭，希望扭转这种风气。
身为封疆大吏，他只有几个仆人，出行时连侍卫也不带，更别说肃静、回避等仪仗了;对于下属，他作了严厉要求，“无事不许宴宾演剧”，敢犯者，一经发现，绝不宽纵;官方严打“腐败文化”，民间也得跟上，他又下令，“禁游船声伎”。江苏巡抚治所在苏州，大概其苏州河上的莺莺燕燕一时都鸟兽散了。史家赞曰“吴下奢俗为之一变”，当是实情。然则第二年岳起升为两江总督，治所移至南京。可想而知，秦淮河畔这个“六朝烟月之区，金粉荟萃之所”，估计也得萧瑟如秋，虽然史书上没说，但我们不能装不知道。
岳起的努力，效果是显然的。《清史稿》在评语中赞扬他“清操实政为(嘉庆朝)之冠”，因此，我个人称之为“实政救世”。
他在人格模式上树立了君子之范，同时又在理想追求上作了事功统一的实践。二者相结合，十分可贵!遗憾的是为时太短了，嘉庆八年他离开了自己的岗位，不久遂卒，其“实政救世”思想亦戛然而止。嘉庆之后及道咸两朝，官员依旧贪腐、世风依旧奢侈，清廉如林则徐、曾国藩者，也不能免俗。
顺便交代一下，曾国藩曾极力主张并实践道德救世，然不行实政，岂非梦呓?官员重道德讲操守，固可归纳为立志做君子、修身除恶欲等等的美德，若能以力行始终，也必然具有一定的移习易俗，修补社会之功效。但是，正如独木难成林一样，个人的道德影响力其实是有限的。岳起曾在奉天任府尹，由于前官贪黩，他去了之后，将屋宇器用遍洗涤之，曰：“勿染其污迹也。”这种“清操”可用洁癖来形容，但是结果呢?——为奉天将军所不容。
对于一个社会生活全面腐败堕落的国度，不实实在在改良“土壤”，救世只怕是一句空话。岳起未竟之事业，后人尤应鉴之、担之并践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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