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兵，这个词我想大家都是不陌生的，那么在古代，军队是如何处置逃兵的呢?东汉末年的战乱中，曹操集团逐渐获取中原控制权。曹操将他军队中的士兵一律划为“士籍”，户口单列，世袭为兵。士兵家属集中迁居到许昌一带居住，作为人质，如果士兵有逃亡、叛降行为，就连带处罚其家属。士家的女子不得外嫁，只能在士家之间通婚。另外，曹操还特意制定“士亡法”。原来东汉末年的法律规定，凡是士兵逃亡的，官府可以逮捕其妻子、子女进行拷打，追究其去向。曹操觉得这样处罚还不足以威慑士兵，在“士亡法”中规定，逃亡士兵的父母、妻子、子女、兄弟都要株连处死。
《三国志·魏志·卢毓传》记载了一件“士亡法”公布不久后的案件。有一位妇女白氏，由父母包办嫁给了一个士兵，才过门没几天，连丈夫的面都没见过，那个士兵就因失踪被判定为逃亡。负责审判的大理寺依据“士亡法”判处白氏死刑。上报到朝廷，门下省“贼曹”的官员卢毓引经据典加以反驳，说：“女子要经与丈夫见面同房，才成为人妇，所以《诗经》有‘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我心则夷’。而《礼记》又说，女子如果没有在丈夫家的祖庙牌位前见过祖宗，死后要归葬娘家，因为她还没有成为人妇。这位白氏生有未见之悲，死有非妇之痛，而法官就要判她死刑，那么正式成婚的如何来加重处罚?法律对此并无明确规定，法官只是在比附判案，那么按照儒家经典‘附从轻’，比附类推论罪应该从轻处罚。《尚书》也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白氏是经过了正式礼聘及过门的程序，可以处刑，但处死刑就过重了。”曹操听了他的汇报，感叹说：“卢毓的意见是对的，他引经据典，使孤叹息。”白氏由此才逃得一命。
中国古代战争中，士兵都是被强制服役的农民，在大多数时代，当兵并不能带来身份上、经济上的明显好处。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的文化环境下，当兵要冒身体毁伤、陷己不孝的下场，也很难得到精神上的激励。因此古代统治者为了能够驱使士兵为自己卖命，只好严惩逃兵。曹魏的“士亡法”并非个案。
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处置逃兵法律，是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军爵律》两条条文。一条是规定士兵每五人编为一“伍”，其中有一个士兵逃亡的，其余四人都要受罚两年的劳役。这种连坐法使全体士兵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互相监视，大概是各国军队普遍实行的。另外一条规定，如果在战场上“失踪”，军队已经上报他阵亡、国家对他的后人进行了抚恤、授予爵位，可是后来查明他是在战场上逃跑，并没有死，就要剥夺他后人所得的抚恤及爵位。这人日后回到家乡，就“以为隶臣”，成为国家奴隶。
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士兵在战场上斩获敌军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国家按照爵位来分配土地，授予种种法律上、社会生活上的特权。因此秦国军队总的来说士气高涨，被孙卿子评为是战国最强的军队，“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因此逃兵问题或许不那么严重，处罚还不算很重。
唐律的《捕亡律》将逃兵罪名区分为已出征临战时的逃亡、平时镇守驻防时的逃亡两大类。凡是军队已出征上战场，士兵逃亡一日徒一年，一日加一等，逃亡超过十五日判处绞刑。如果是在作战时逃亡的处斩首。凡是平时镇守驻防，士兵逃亡一日杖八十，三日加一等，最高加到流配三千里为止，没有死罪。唐末五代时期军阀混战，为了防止士兵逃跑，朱温(后梁太祖)下令在士兵脸上刺上军号(用针刺字后再涂上墨汁)，在道路关口设立岗哨盘查，发现刺字的逃兵就予以处死。这个办法迅速被各个大小军阀采用，也被宋代继承，士兵一律刺面，并设“逃亡之法”。刺面的禁军逃亡，满一日处斩首。北宋仁宗改为逃亡满三日，斩首。北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期间改为逃亡满七日，处斩首。这个法律一直维持到南宋灭亡，只不过各代皇帝往往下诏特赦逃兵的死罪。
明律继承了唐律将逃兵罪一分为二的立法原则，但不采用按照逃亡日期来定罪量刑。《兵律·军政》规定，军官军人出征时逃亡的，初犯杖一百，充军继续出征;再犯者处绞刑。而各地驻防军人逃亡的，初犯杖八十，继续服役;再犯杖一百，发往边远地区充军服役;三犯处绞刑。
清律沿袭了明律的规定，只是将两种逃兵罪名的绞刑都改为“绞监候”。可是在后来的清代条例里，却不分出征、驻防，只要是“在营”的将士逃亡的，一律加重为斩立决。在战争结束前自首的，发遣到各省驻防八旗为奴;战争结束后才自首的仍然斩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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