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春运的到来，城市的道路交通压力日益明显。此时，对于行人和车辆来说，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通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作为文明古国之一，我国目前的交通规则与古代社会制定的交通礼仪是一脉相承的。陕西省略阳县灵岩寺博物馆收藏有南宋“仪制令”石碑。这块宋代“仪制令”石刻高约60厘米、宽约40厘米，刻有“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12个大字。这正是用于规范当时行人与马车通行的礼仪规定，它也体现了尊敬老人、为他人着想的理念。

　　“仪制令”兴起于唐代，不过当时只是出现于文书中。到了宋代，朝廷下令京都开封及各州城内主要交通路口悬挂木牌或放置石碑，上书“仪制令”作为交通规则。因此，灵岩寺博物馆的“仪制令”石刻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它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风貌。

　　同当前社会一样，“仪制令”不仅是当时的交通规则，也是解决交通冲突的依据。

　　靠右行：唐朝初创的行进原则

　　如今开车上路，英国等部分国家靠左行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则是靠右行驶。靠左还是靠右，与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有着莫大的关系。我国靠右行的规则最初由军队设立，古代战士都是用右肩扛着兵器，当两支队伍在行进中相遇时，为避免兵器相撞，都自动靠右行走，把左面让给迎面而来的军队。到了唐代，“右侧通行”有了明文规定。

　　为何在唐代会出现呢?这要从唐代的道路建设说起。唐代重视道路建设，唐太宗即位不久就颁下诏书，在全国范围内保持道路的畅通无阻，对道路的保养也有明文规定，不准任意破坏，不准侵占道路用地，不准乱伐行道树，并随时注意保养。唐朝重视驿站管理，传递信息迅速。紧急时，驿马每昼夜可行500里以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唐朝利用驿马运送荔枝的描述。

　　唐朝的长安、成都、扬州、洛阳等城市人口众多，非常繁华，长安人口更是超过百万，城市道路建设也很具代表性。长安的道路网是棋盘式，南北向14条街，东西向11条街，位于中轴线的朱雀大街宽达150米,街中80米宽，路面用砖铺成，道路两侧有排水沟和行道树，布置井然，气度宏伟。长安城内的道路是将泥土和沙子相混夯实，为了防尘，再铺上细沙，铺撒沙堤的沙子来自长安城东的浐河。唐诗云：“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而野外的道路则分为两种，一种叫“驿道”，也就是官方修建的，运粮、行军、送递文书的道路，有点像现在的国道。另外一种道路就是地方修的道路，或者自然踩出来的路，好一点的地方路铺了石板，差一点的就是土路。

　　因为交通发达，人口众多，城市里就会出现一些交通状况，唐太宗时的中书令马周就提出了右侧通行的规定。据《新唐书》卷98《马周传》载：“先是，京师晨暮传呼以警众，后置鼓代之，俗曰‘鼕鼕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飞驿以达警急;纳居人地租;宿卫大小番直;截驿马尾;城门、卫舍、守捉士，月散配诸县，各取一，以防其过，皆周建白。” “入由左，出由右”，其实就是“右侧通行”的规则。马周之所以制定“右侧通行”规则，缘于守城士兵要在城门或街道关口上检查行人及过往车辆，而过往行人和车辆无左右之分，显得杂乱无章，检查起来很不便利。

　　除了陆路交通，唐代对水上行船也有规定。为防止船只碰撞，唐律中规定：“或沿泝相逢，或在洲屿险处，不相回避，覆溺者多，须准行船之法，各相回避，若湍碛之处，即泝上者避沿流之类，违者，各笞五十”。这里的行船之法，类似于现代社会的水上交通规则，“泝上者避沿流”，也就是上行回避下行的行船原则。如果违反，就要用竹板或荆条拷打脊背或臀腿五十下。后来唐太宗听说脊背是人的经脉聚集处，因此改为打屁股。

　　仪制令：兴起于唐宋代刻在石碑上

　　我国的交通法规兴于唐，盛于宋，仪制是朝廷官府颁布的法规礼节，即社会奉行的礼仪制度。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颁发了《唐律·仪制令》，其中有一条内容是：“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

　　不过在唐代，仪制令只是在文书中存在，没有立于道路宣示。到了宋代，仪制令被刻在木板上，竖立于大街要道，以规范道路上的行人与车辇。陕西省略阳县灵岩寺博物馆收藏的仪制令路碑，拟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原立于州县的街头。福建省松溪县的仪制令路碑，则立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竖碑地点已不在县城，而是移至县城外的乡村。

　　后来，“仪制令”在宋代专指勒字刻碑立于道路旁的交通法规。宋朝是榜刻《仪制令》的推广时期，也是其盛行时期，由于当时交通工具混杂，有车、船、轿子、牲口几大类。

　　其中，南方坐船、坐轿者多，北方坐马车、骑牲口以及推车的多。车又有太平车、囚车、陷车等之分;船的种类稍微比较复杂，有官船、哨船、渔船、渡船、快船、战船等，湖南所称的“划子”，就是渔船，它也可以载人摆渡;轿子则有山轿、兜轿、凉轿、暖轿等之分;用于交通的牲口有马匹、驴、骡等种类，农村里娶媳妇就有骑马的、走亲戚骑驴的，比较杂乱。

　　《杨文公谈苑》载：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大理正丞孔承恭上书皇帝，请在两京诸州要道处刻榜公布《仪制令》。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宋太宗下令京都开封及全国各州，必须在城内各交通要道口悬挂木牌，写上《仪制令》，以此作为交通规则，要求百姓执行。南宋后《仪制令》由各州扩大到各县，又由悬挂木牌逐渐发展到刻立石碑永久示人。

　　古装剧里经常有“鸣锣开道”的场景。有人趣解“鸣锣开道”，比如县令上街，差役鸣锣七下，意思是“军民人等齐闪开”;州府官员上街，鸣锣九下，意思是“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省一级官员则鸣锣十一下，意思是“文武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如果是中央一级的官员，就要鸣锣十三下，意思是“大小文武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

　　“仪制令”中的“贱避贵”意思就是平民百姓要给达官贵人让路。宋朝赵匡胤曾诏令详定内外群臣相见之仪，如“大小官员相遇于途，官级悬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领马侧立，稍尊者分路行”。明朝也曾详细规定，街市军民、做买卖及乘坐驴马行路者，遇见公侯、一品至四品官员过往，要立即下马让道;官员相遇于途，官阶较低的官员要采用侧立、回避等方式让道。清朝规定，军民等在街市上遇见官员经过，必须立即躲避，不许冲突。

　　除了“贱避贵”之外，其他三条规定均有积极意义。“少避长”指年纪小的人为年纪大的人让路;“轻避重”指负担轻的人为负担重的人让路，“去避来”的来者为客人，去者指离开家庭或乡里未远行者，相对来者，去者仍是主人，主人应为客人让路。这些规定一方面反映出古人礼让的风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道路通行规则自古以来就要求尊敬老人、谦虚克己、为他人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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