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731部队在二战期间犯下了滔天罪行，该部头目石井四郎中将却在战后逃脱了惩罚，将许多秘密带入坟墓。日本女作家青木富贵子以石井的笔记为线索，寻访了一批了解731部队内情的当事人，查阅了大量新解密的原始资料，在本书中详细剖析了日本细菌战计划的来龙去脉，并将美、苏、日争夺731部队“遗产”的内幕公之于众。
以“防疫”旗号为掩护
1935年，从欧洲游学归来的石井四郎还是二等军医正(中佐)，3年后飞快地晋升为军医大佐。对于飞黄腾达的石井四郎，老家加茂村的村民们用“队长”、“阁下”来称呼他。在他们眼中，身着军装的石井光彩耀目，已不敢正面对视了。
二战结束后的1955年，石井四郎在为其教官清野谦次守灵的那天夜里，罕见地讲述了自己部队的情况：
“政府业已确定要制定国家百年大计：保护将士健康，减少死亡率和患病率……在这种情况下，先是在陆军军医学校设立研究室，再在中国华南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由内而外逐步设立研究所，最终设立了324个研究所。结果是，传染病及传染致死率下降，日本大藏省十分欣喜，得出结论：如此情况，可以继续扩展下去。因此，我得以在哈尔滨建立了一个设施齐全的综合大学研究所，里面有电气火车，也有飞机，在那里非常投入地从事研究。”
所谓“在中国华南以中山大学为中心”设立研究所，就是指日本军队以武力占领华南的广东中山大学，在那里设立“华南派遣军”。同时，日军在北京设立了天坛中央防疫所;在占据南京中央医院后设置了防疫给水部。至于在哈尔滨附近平房(地名)设立的机构，原名为“东乡部队”，后对外改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石井机关”遍布中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第二个月，上海派遣军的战斗部队发生食物中毒，不少士兵饮用了受霍乱菌污染的河水而死亡。石井四郎接到汇报后，立即给陆军部和参谋本部打报告，并四处游说对战斗部队提供净水的重要性。数天后，他便向上海派遣军运送了5台“石井式”滤水机和200名给水部队人员。不久，这种滤水机被正式批准为陆军的“卫生滤水机”。
很快，日军组成了18个“师团防疫给水部”，在各条战线前方从事防疫给水业务。这些部门，加上由平房派往北京(华北派遣军)、南京(华中派遣军)、广东(华南派遣军)和新加坡的防疫给水部及其分部，再加上该部队系统的总部——东京“防疫研究室”等，被统称为“石井机关”。
如果将这些部门总合起来，数量一定很庞大，也就是石井四郎所说的“324个研究所”吧?
做“国内不能做的事情”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并非如石井四郎所说的那样，由于传染病及传染病死亡率下降，一个“巨大设施”才得以在平房建成。反而是颠倒过来——先是平房设施建成，而后由于卢沟桥事件爆发，各防疫给水部的数量才急剧增加了。
我们可以从石井四郎的讲话中看出他有一种嗜好，即：为了夸大传染病减少和传染病死亡率下降的业绩，不惜歪曲事实。然而，我们切不可因此疏忽了讲话中的另一个细节：
“在这方面，日本陆军请求国内所有大学做的事情有两种：能做的事情和国内不能做的事情。对此，军队是经过多次会议才做出决定的，而且，对于国内不能做的事情要另外想方设法……去中国东北北方就能做了。陆军遂决定在那里设立研究所。”
石井四郎选择了远离日本国内、欧美各国根本关注不到的中国东北，在那里进行《日内瓦议定书》所禁止的细菌武器的研制，这让陆军部十分认同。日本陆军省认为，研究中国东北的地方病以及研制疫苗，是设想中的对苏联作战所不可或缺的。
不过，石井考虑的“国内不能做的事情”，其意思不仅限于这些。他主张，在国内伦理上不允许的事情，在中国东北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他就是凭借“国内不能做的事情”这等理由，才得以让军部同意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大型研究设施。
为了保守“国内不能做的事情”的秘密，平房设施内被隔离的特设牢房交给特别班管理，石井四郎的二哥刚男亲自指挥。为工程建设而征召来的加茂村民成了特别班成员，身穿白大褂，脚蹬长筒胶靴并佩带手枪，以非同一般的装束负责监视。
就这样，石井四郎口中的“设施齐全的综合研究所”，在中国东北的原野上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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