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主营的7号楼名义上是囚犯医院，实际上却是一个经常性地从囚犯中甄别挑选“特别处理”对象的转运站。在此被确定为需要“特别处理”者，除成批地输送到毒气室杀害外，大多数被零星地送进20号囚室，那里设有令许多囚犯心惊肉跳的死刑注射室。
凡是到7号楼就诊的病人，一入院就被分成两大类：在纳粹医生看来，经短期治疗即可痊愈重新从事劳动者，编入一组，医生给他们进行真正的治疗。凡是医生认为需要经过长时间治疗方可痊愈者或难以治愈者，编入另一组，送到20号楼的“注射室”进行“治疗”。不过，医生的这种分类相当不科学，因为医生只要求病人脱光衣服，然后在他们身上扫上几眼，根本不进行任何诊断，连体温也不量。采用注射的方法对病人进行“特别处理”，逐个被带进死刑注射室，由党卫军的医生们给他们进行静脉注射。
注射用的药剂是30%的苯酚溶液，剂量为致死的10—12厘克。他们改进了杀人技术，用带有超长针头的注射器，刺入受害者的心脏部位进行苯酚注射。从此，接受注射者进入注射室后，就被按在类似牙科手术椅的注射专用椅上，由两名囚犯护士把他的双手分别摁在椅子扶手上，另一个护士用毛巾蒙住他的眼睛，并用力固定住他的头，这时，党卫军医生走过来，将长针用力刺进受害者的心脏，再把针剂推进去。受害者马上就失去知觉，不到一分钟就断气了。注射室的负责人是集中营医官、党卫军少校弗里德里希·恩特莱斯博士。他曾在4天内，用长针注射的手法杀死了300多个病人。平日给病人进行长针注射的主要是两名党卫军医士、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小队长尤塞夫·克莱尔和赫伯特·舍尔拜，辅以三四名德国、波兰的囚犯医生。酷好长针注射的党卫军医士克莱尔，常常认为医生们挑选出来接受注射的病人太少。
因而，他在处死所有的由医生们认定应处死的病人之后，还经常到医院去，亲自从候诊的病人群中再次挑选注射对象，即使那些仅仅受了轻伤的病人，也可能被他挑中。来自维也纳的犹太人赫波尔，仅仅因为腹部存在一条切除盲肠留下的疤痕，就被克莱尔送去进行死亡注射。他自己亲口供认的数字即达1200多人。这种残酷的治疗，使病人把医院视为畏途，他们有时宁可病死，也不愿登医院的大门。1942年7月到1943年2月，是死亡注射的高峰期。每天上午，当班的纳粹医生都要到医院和各个囚室挑选体弱多病的男女囚犯，少时20多人，多时120多人，而且不容拖延，当天必须到20号楼或13号楼的注射室进行注射。为此，集中营药房遵照医生们的要求，每隔几天就要往注射室输送苯酚，每次5—6磅，而对每个病人的注射致死量不过几十毫升。
据被迫在比克瑙分营医院担任门格尔医生助手的匈牙利囚犯医生尼斯利揭发，奥斯维辛的刽子手们还有一种经常性的杀人方法：每天晚上挑出70名失去劳动能力的女囚，命令她们逐个脱衣走进诊室进行“体格检查”。她们刚一走进房间，刽子手就用大口径手枪向她们的后脑射击，一枪即可毕命。被这种方法杀害的妇女足有数万人。
对于企图逃跑的囚犯和犯有大过的囚犯，则有经常性的枪决和绞刑在等待着他们。
对于犯了重罪的囚犯，不分男女，则使用活活烧死的残忍手段。1943年，一个在比克瑙焚尸场工作的捷克籍囚犯泽林斯基，因为向一个进脱衣室的朋友之妻吐露了毒气室的真相，结果非但未能解救这位女士，自己也被五花大绑地抛入焚尸炉。1944年，一位试图逃跑又被抓回的波兰女囚，在自杀未遂后，仍被丢入炉火中化为灰烬。
总计被纳粹用毒气以外手段杀害的各国居民在60万人以上。奥斯维辛已成为160万—200万欧洲各国人民的坟墓。1945年1月27日，当苏军解放奥斯维辛主营和两个分营时，总共只有7600名囚犯还活着(其中比克瑙分营5000人，内3000多人是女囚)，而且其中不少人已经奄奄一息。这无疑可以载入吉尼斯纪录。
入营劳动——缓期执行的死刑
当然，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同于特列布林卡那种绝对意义的灭绝营，它在大量灭绝犹太人的同时，又暂时留下为数不少的犹太人服苦役，当牛做马，允许他们筋疲力尽后自然地死去。每当新来到一批囚犯，党卫军的医生就会赶到火车站台上，对他们进行挑选：适合从事繁重劳动的青壮年男女被挑出来排成一队，走向劳役营，经过剃发和消毒、刺上囚犯号码后，发给囚衣入营劳动。而老人、15岁以下的儿童、孕妇、病人、残疾者则排成另一队，走向毒气室内被消灭。
被选中准予入营参加劳动者，一般均低于被送往毒气室处死的人数，前者往往只占抵达者总数的1/4到1/3，有时甚至只有1/10左右。纳粹医生对女性劳动能力的要求往往高于男性，有时即使是年富力强的少妇，只要拖儿带女，也会被认为不适合劳动，而被医生赶进走向死亡的队列。即使被纳粹医生送进劳役营，也不意味着绝对安全：医生们一般每月一次到劳役营内进行抽查，发现了因超负荷劳动而体质明显下降者，就随时把这些人带走，补充到下一批走向毒气室的人群中。
被纳粹医生准许入营充当奴隶者，过的完全是一种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无怪乎集中营的传令官、党卫军上尉弗利奇(不久以后晋升为主营副司令官)在向新进入劳动营的囚犯们致“欢迎词”时，毫不掩饰地向他们交底：在集中营的生活条件下，“犹太人最多可以活一个月，其他人最多可以活三个月……你们想离开这个地方，那只有一条路，就是从焚尸场的大烟囱中飞上天”。
由于女囚的生活、劳动条件往往比男子更差，故此女囚的情况更具有代表性。1943年1月27日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国女政治犯克勒德·瓦扬-古久里，两年半以后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所作的证词，足以勾勒出女囚在该营中的悲惨遭遇：“我是与230名法国妇女同车被押往该地的……230个人当中，只有49人在战后重返法国。一位67岁的老太太，入营4天就因不堪折磨而死去。一位女歌唱家，因为安装了一条假腿，在进行挑选时，立刻被纳粹医生驱赶进毒气室。还有一名年仅16岁的女学生，也很快被摧残致死……到了比克瑙分营，我们被带去进行消毒。我们都被剃光头发，在前臂上刺上囚犯编号;随后又去洗浴，先洗蒸汽浴，再洗冷水澡。当着男女党卫军的面，我们都必须脱得一丝不挂，然后给我们分发了肮脏的破旧衣服，一条粗毛纺的麻袋片似的裙子和一件粗质料的上衣。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后来我们被带进居住的囚舍。屋里没有床，地上只有一块两米见方的铺板，没有草垫，更没有被褥。我们在这样的囚室里熬了好几个月，整夜都难以入睡，9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动弹一下就会打扰别人。凌晨三点半，女看守的号叫声就把我们吵醒了。我们从棍棒的殴打下从铺板上爬起来，被驱赶着去参加集合与点名，连濒临死亡的人都要被拖出去。我们被分成五人一行站队，一直站到东方破晓，在严寒的冬夜中要站到七八点种。如果碰上雾天，有时要站到正午，等待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女看守来点名。她们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人人手持棍棒，随意打人凌辱人。一个名叫热尔梅娜·勒诺的法国女教师，在集合时，竟被女看守打得头破血流。点名之后，才编成大队去上工。我们在比克瑙的劳动主要是清理被拆毁的房舍、筑路，最艰苦、最折磨人的活儿是排干沼泽。这项工作也最具危险性，整天要赤脚站在水里，随时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政治部的盖世太保和男女看守时时刻刻都在监督着我们，随便用棍棒打人，指使狗咬人，很多女囚犯活活被咬死。而那个纵狗咬人的女看守陶贝尔却站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狞笑着。”
“妇女落到比克瑙这种地方，致死的原因实在太多了，但主要的原因在于缺乏最起码的卫生条件。我们12000名女囚仅有一个供水龙头，水还不能饮用，而且时有时无。这个水龙头偏偏又安装在德国女囚的盥洗室里，要通过一道岗哨才能达到。站岗的都是些罪犯出身的德国女看守，她们寻找一切借口拼命毒打我们。因此，对女人来说不可缺少的洗澡和洗衣，在这里几乎是不可能的。3个多月过去了，我们未能穿上一件干净衣服。碰上有积雪，我们就化雪水洗涤;春天来了，我们就在上工路上找个水坑，连洗带喝，洗衬衫又洗裤子，最后还要洗手洗脸。我们渴得要命，由于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两次1/8升的草汤水喝，有的难友活活被渴死了。”
不要以为进毒气室只是犹太妇女的专利。1943年以来，集中营当局出台了新政策，所有国家的女囚，包括德国女囚中的政治犯，一旦染上重病，同样要被选送到毒气室处死。古久里女士叙述道：“1943年2月5日清晨三点半，整个集中营的人都被叫醒，集中在营区外的一块开阔地上，而平时的集合地点是在营区内。天上下着雪，我们一直等到五点钟，都饿着肚子。突然，随着发出的一声信号，每个女囚都必须一个接一个地穿过一道门。党卫军强迫我们尽力跑快，每个人身上都挨了棍子。那些因太衰老和太虚弱而跑不快的妇女，都被一个个用挠钩钩住，并押送25号囚舍，也就是进毒气室的等候室，女囚们称之为升天之门。这一天，仅我们组就有10个法国妇女被送到25号囚舍。
死在25号囚室会比死在其他地方更加恐怖。因为关在这里的都是注定要死的女囚，所以只有当伙房有了多余的残汤剩饭时，才拿过来给这里的女囚吃。这意味着她们可能一连几天也喝不到一滴水。许多党卫军都是些淫虐成性的家伙，比如比克瑙女营的长官赫斯勒、党卫军班长刁巴尔，他们连这些即将死亡的女人也不轻易放过。对这些浑身赤裸的女囚又踢又打，放纵凶狠的狼狗，把她们咬得血肉模糊，则是他们取乐的惯常手段。25号囚室的院子里，经常摆着成堆的尸体。尸堆中间，不时会伸出一支手或一颗脑袋，试图从尸堆中挣扎出来。如果有的女囚擅自去照料关进25号囚室的女囚，一经发现，她们就会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罚——关进25号囚室，成为同样不幸的受害者。法国女囚的地位，在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中是比较高的，享受的待遇尚且如此，那些处于最底层的犹太女囚的命运就更加猪狗不如。
法国女囚的居住条件虽然相当简陋，但一间囚室内，毕竟只安排9个女囚住。而比克瑙的犹太女囚们，住的是不经改造的仓库或马厩，一个囚室内要安排1500—2000人。许多人因面积过于狭小，夜里根本不能躺下，只能缩成一团地坐着。如果像法国女囚那样，每天每人得到两次草汤，她们必定会欢呼跳跃，因为她们1000多人每天只能得到一桶水，连喝带洗都用它。她们每天不管犯不犯过失，也会遭到鞭打，党卫军为的是让她们不要忘记自己是犹太人。她们的劳动时间更长，劳动强度也更高。一旦患上疾病，她们没有权利去医院就诊，也不敢求助于纳粹医生，他们正巴不得发现有病的犹太人，以便随时对她们进行特别处理，也就是送进25号囚室等死，或带到20号囚室接受心脏注射。因此，患病的犹太妇女只能强忍苦痛，继续劳动，直至筋疲力尽毙倒在地。由于她们是种族灭绝的重点对象，根本就没有生育的权利。不到出现临产前的阵痛，党卫军女看守绝不会准许她们中止劳作。
婴儿出生后，平时根本不在囚室露面的党卫军医生护士，就闻讯赶来，但他们不是来照料产妇，而是来给婴儿注射毒药针的，这是他们的一项必须履行的职责。遇到喜爱恶作剧的纳粹护士，婴儿的命运就更悲惨，她会把婴儿放到一个僻静无人的房间，听任婴儿活活饿死或冻死，或者把婴儿送到焚尸场的恶魔奥托·莫尔那里，由他把婴儿抛入火势熊熊的焚尸炉。碰上门格尔这样的杀人医生，生孩子也足以构成死罪，产妇只剩下进毒气室一条路。因此，不少临产的犹太孕妇往往横下一条心，宁可由同情她们的女囚医生秘密做人工流产，也不愿让无辜的胎儿到世间活受罪。”
负责维护集中营的恐怖统治、镇压囚犯反抗的职能机构是政治部。它是盖世太保的派出机构，设在奥斯维辛主营。政治部主任是奥地利的纳粹分子马克西米连·格拉布纳，他和属下卡杜克、勃格尔、布罗德、霍夫曼、胡斯台克、拉赫曼、维南德等十余人，个个都是对囚犯如狼似虎的杀手和恶棍。政治部的第一项日常工作就是执行死刑。主营10、11号楼之间的一大片空场被辟为专用行刑地。每天，政治部人员都会把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苏军战俘、政治犯、企图逃跑或其他犯有重罪的囚犯从牢房带到这里，执行枪决。有时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尤其是对试图逃跑又被抓回者，要在全营进行大点名时，把他们公开绞死。其次，是对犯有过错的囚犯进行刑讯。他们实施的刑法五花八门，据格拉布纳战后在克拉科夫法庭交代：根据集中营司令官霍斯的命令，政治部在进行审讯时，经常使用如下刑罚：
1.荡秋千。即绑住囚犯的双手，然后让囚犯蜷曲起双腿，再把捆绑的双手放在上面，在腰窝和双手之间穿一根竹竿，让囚犯头朝下摇晃，同时用鞭子和木棍抽打。
2.摧残男女囚犯的生殖器。用长针刺入他们的睾丸，或者狠命地踩睾丸;对于死不吐口的囚犯，就干脆踏碎睾丸，使他们在难以忍受的巨痛中死亡。对女囚，则把作用强烈的坐药，塞进她们的阴道，叫她们领受近似下地狱的滋味。
3.灌水。握住囚犯的鼻子，强行往嘴里灌水，经常要灌进10公斤一桶的水。同时，对其进行抽打。
4.骨折。即打断囚犯的肋骨、颔骨。
5.关入地牢。所谓地牢，其实只是一个烟囱型的特殊建筑。里面暗无天日，不见一丝光线。由于空间极为狭窄，囚犯们只能站立或蹲着，而无法躺下。看守们不提供任何饮食，囚犯们饿得发慌时只得吃食死去难友的尸体，最后仍不免一死。
培养卡波，也是政治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所谓卡波，即是卖力地干活，同时又能模范遵守集中营各项纪律甚至甘心充当纳粹分子走狗的囚犯。一旦获得政治部的认可，给他们带上黄色臂章，他们立刻就获得监督、拷打、折磨甚至杀害其他囚犯乃至自己同胞的特权。他们的特权还在于可以蓄长发，完全不参加劳动，饮食也比一般囚犯的标准高10倍以上，非犹太人的卡波甚至经允许后，可以进入焚尸场的女脱衣室，挑出犹太美女，供自己发泄兽欲后，再把她们推进毒气室，或者进入供党卫军一般士兵有权进入的营中妓院享乐。一经尝到甜头，卡波们就以加倍的忠诚来回报主子，折磨囚犯的招数，无所不用其极。战后不少幸存的囚犯证实，对于捅娄子的囚犯而言，落到卡波手里甚至比落到党卫军手里更惨。卡波对有过失囚犯的惩罚办法包括：
1.最轻的过失也要打25鞭子;
2.过错较重的囚犯送进惩罚室，最终的结局往往是死亡;
3.不给发全份伙食，整夜拷打，使之无法睡觉，患病也不准治疗;
4.罚女囚裸膝跪在棱角尖锐的碎石上，双手各举一块大石头，而且必须高高举过头顶，稍一弯动，就会遭到一顿毒打。
通过卡波制度，纳粹分子既分化了囚犯营垒，又给自己培养出一批得力的走狗，从而加强了对各个囚犯的监管，在集中营的各个层面安插了耳目。
政治部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对广大囚犯队伍进行监督，制止其逃跑、抗争、怠工、建立地下组织，严防囚犯和内部工作人员泄露集中营的各项秘密。他们以威逼利诱的种种手段，在主营、两个分营和39个卫星营中，布下一张特情密探网，在各国囚犯、雇工乃至党卫军男女看守中都安插了耳目，日夜监视着全营各方面人员的一举一动，盖世太保的影子可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每天，盖世太保指挥的巡逻队24小时乘坐汽车或摩托车往返巡逻，随时搜查他们认为可疑的囚犯，并禁止男女囚犯、各营舍之间的囚犯、不同民族间的囚犯进行接触和串联。为了更加直接、密切、及时地监督、跟踪不轨行动，盖世太保采用各式各样的卑劣手法，收买囚犯中的败类充当奸细，破坏了不少酝酿中的抵抗斗争。不过，一旦内奸的身份被囚犯们揭破，他们的主子马上就会打发他们进毒气室，丝毫不手软。尤为阴险的是，盖世太保为了侦破某些重大案件，往往屈尊冒充囚犯，穿上破旧的囚衣，故意让同伙把自己打得鼻青脸肿;进入囚室以后，就大骂卡波和看守，引来他们把自己痛打一顿，以骗取囚犯们的信任。果然，有不少缺乏对敌斗争经验的囚犯上当，他们甚至在走向刑场的前夕，把埋在心底多年的机密，吐露给这些伪装成勇士的险恶敌人。
以“劣等种族”代替豚鼠进行惨绝人寰的医学试验
在奥斯维辛等集中营，纳粹医生还允许一些年轻的犹太男女、吉卜赛人和非犹太政治犯不从事苦役，也不杀死他们，但他们的命运却往往比迅即被毒杀者更悲惨——他们将像试验用豚鼠一样，被纳粹医生和专家、教授们多次进行活体试验。即使在惨无人道的手术中没有因难以忍受的痛苦死去，也往往会在失去试验价值后被杀害，或者枪杀，或者驱入毒气室。就算极少数幸运者苟全了性命，也必然会变成终身残废或至少丧失掉生育能力。
根据主管部门——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的指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男女囚犯，可以由全国的纳粹医务工作者共享。医生们只要向集中营当局支付6—15马克，即可任意支配一名健康的男女囚犯的生死。这样，在奥斯维辛主营以及比克瑙、莫诺维茨分营的医院和手术室，经常有数十名党卫军或大学、研究所的医生或科研人员，利用男女囚犯的身体和各种器官进行名目繁多的残酷试验。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医生和科学家进行活人试验的最大场所，战后据纽伦堡国际法庭确认，这里至少进行过21种医学科学实验：1.从女囚的子宫颈上切下人体组织，直至切除掉子宫颈甚至整个子宫;2.借助专用特殊器械通过高压将一些未经试验的新制剂注射进女囚子宫内，从而对其子宫和输卵管拍摄X光照片，然后进行性器官功能检查;3.对年轻女囚的盆腔照射超大剂量的X光射线，以后并摘除她们的两侧卵巢;4.子宫颈癌细胞接种试验;5.腹腔局部炎症手术;6.对年轻犹太男子进行睾丸部位X光超大剂量照射，并切除睾丸;7.根据法本、拜尔等德国化学公司的要求，将多种新药和新型化学制剂注入年轻女囚体内，观察其反应，研究相应的完善办法;8.在男囚的腿部皮肤上使用化学刺激试剂，造成人工溃疡和发炎性肿瘤试验;9.强制遭受绝育试验的男女同健康的异性囚犯进行性交，以检测绝育手术的成效;10.人工剥离活人的皮肤;11.人工传播疟疾;12.人体高压仓负压试验;13.被冷冻人体的回暖试验;14.人工受孕试验;15.人体心脏对酚类药物的反应试验;16.制作人体医用标本;17.化脓性蜂窝组织发炎的人工培养;18.孪生儿童的测量与研究;19.强制性改变性别试验;20.人体皮下注入煤油的敏感性试验;21.眼球颜色变色试验。其中最大宗的一项医学试验是强制绝育。以德国著名妇科专家卡尔·克劳贝格为首的一批纳粹医生，受希姆莱的委托，旨在发明一种经济、便捷的女性绝育方法。他们以进行常规的妇科检查为由，骗取了大批女囚的合作。随后使用一种超长的注射器，将一种效果尚不肯定的溶液，通过宫腔强行注射到她们的输卵管内。这种溶液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它是借助腐蚀输卵管内壁造成堵塞引起绝育效果的，因而，承受这一试验的众多犹太妇女遭受到极疼痛的侵袭，有的人还因医生的草率形成的宫腔创伤，导致大出血而死亡。战后，据一名曾为克劳贝格医生服务过的党卫军小队长回忆，在他任职期间，每周都要从克劳贝格医生工作的奥斯维辛主营10号楼内，运走几具已被解剖过的女尸送往焚尸场烧掉。德国化工巨头法本康采恩也没有放过奥斯维辛的廉价囚犯。他们与集中营的党卫军医生、药剂师勾结起来，利用女囚的身体试验种种正在开发的新药。服务于这一宗旨，纳粹药剂师克劳修斯给200名苏军女战俘，注射了比正常剂量高十几倍的荷尔蒙，此举使这些姑娘的内分泌功能发生严重紊乱，几天内就在极度痛苦中全部死去。正在实习中的党卫军医生和德国医学院校的学生，也纷至沓来，任意截下囚犯们的肢体和内脏，摘除女囚的乳房、子宫和卵巢，以便使自己的技能迅速提高。
其实，集中营中的囚犯早已一无所有了。一到奥斯维辛的站台，他们所携带的一切物品即被强行夺走。获准留下的工作者，被榨干全部血汗。他们的人格与尊严，根本无人考虑。不但被看守们打来骂去，还被强迫吃掉别人的粪尿。更有甚者，一些党卫军别出心裁地搞“人狗结婚”，即唆使受过特殊训练的大型警犬，对三四岁的茨冈女孩进行强暴。不仅如此，恶棍看守还强迫女孩的母亲到现场观看。
即使对被大批处死的犹太人的尸体，敲骨吸髓的纳粹分子也还要进行最后的掠夺：妇女们的长发被剪下来，编制成绳索或坐垫;人皮被纳粹艺术家精心剥取下来，制成各种艺术精品;死者的金牙被拔下来，回炉炼制为金砖或金条;身体遭火化后留出的人油，被无孔不入的专家加工成肥皂;甚至被害者的骨灰，也被刽子手们碾碎，作为肥料廉价出售给德国农场主。
集中营的囚犯被人为地分成八大类，各自享受不同的待遇。德国人是第一类，北欧各国人属于第二类，法国人属于第三类，巴尔干各国属于第四类，俄罗斯人属于第五类，吉卜赛人属于第六类，犹太人属于第七类;原本只有这七类。1943年9月以后，纳粹当局又把背叛了自己的意大利人列为最底层，以示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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