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战”在中国是个热门的话题，一来因为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不可避免要与其它国家进行金融战;二来因为“金融战”虽不见硝烟，但往往更加激烈，担忧一不小心踏入了“陷阱”。还好，我们的邻居日本，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负面典型，所以我们习惯于强调要借鉴日本的经验，特别是要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的教训究竟有哪些?日美金融战亲历者久保田勇夫的《日美金融战的真相》(路邈译，机械工业出版社)一书，或许对我们会有些帮助。
久保田勇夫，1966年进入大藏省，相当于我国的财政部，历任国际金融局国际机构课课长、大臣官房参事官、国际金融局汇率资金课课长、大臣官房审议官、国际金融局次长等职，亲身参加了日美金融战中的几乎每一场“战斗”，特别是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日美金融服务协议三次最主要“战役”，以及期间的历次峰会、G5、G7等国际金融谈判。
《日美金融战的真相》一书，以时间为线，共分5章，第一章详细介绍了日美金融战的背景，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详述了三次最主要战役，从亲身实战的角度还原了那场历时20年的金融战中不为人知的真相，第五章则以过来人的角色“写给将来”。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二是信用、杠杆和风险;三是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没有灵魂，就是毫无意义的泡沫。在日本经济几乎达到顶峰的时代，与美国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众所周知，这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日本的国运。日本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的金融战，中国或许也不可避免，甚至是还要以同样的形式进行。于此，《日美金融战的真相》对我们就有了重要的参考意义，日美金融谈判的经验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美国，从而有助于现在及今后的中美谈判。
先看美国的背景。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的两大难题是逐年增加的贸易收支逆差和急剧扩大的财政赤字。当时的里根政府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和投资，但减税加上军备开支大幅度上升，财政赤字进一步增加，于是将目光瞄向当时最有钱的欧洲和日本。当今中国面对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和当时的里根政府几乎如出一辙，2008年金融危机后，也是采取的减税和救济措施，并在2011年就恢复了经济的增长，但由于社会安全和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加，也伴随着军费的增加，美国财政赤字与GDP的比例不断创出新高。
再看当时日本的背景。当时日本的金融体制，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和充满限制的体系，众多的法律和政策把日本国内金融市场和国外金融市场分割开来，限制日本资金流向海外，限制民间的国际金融交易等。日本最初也是极力抵制日元国际化的，但是，政治大国的野心，让日本不得不承担“国际义务”，首先便是承担日元自由兑换的义务。初期的甜头，让日本开始加速推进日元国际化，把过去对资本交易的“原则上禁止”改为了“原则上自由”，并由此一步一步展开，直至股票和房地产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于长期的衰退之中。
梳理日美金融战中美国的逻辑，基本逻辑是“强大的美元”等同于“强大的美国”，以动荡不稳的美元，让老二不得不亦步亦趋;然后以“高利率”与“强势美元”为诱饵，在吸引国际资本的同时将“战争”对象绑上战车;接着以美元估值过高开始美元下跌，迫使对象救美国就像救自己，不得不实施低利率政策，催生以股市、楼市为代表的经济泡沫;最后回到美元升值，迫使对象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让对象的经济泡沫破灭。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依赖美元是美国人的货币、国际金融的中心、国际政治地位的主导权，怎么玩怎么赚钱。
美国是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人数最多的国家，经济理论理所当然是金融战的重要工具之一。日美金融战中，从两国间的贸易本身开始，美国向日本提出要求，指导“战争”对象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谈判领域进一步与时俱进，触及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汇政策，直到最后提出让日本改变“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搭建各种平台，逐步深入到“什么都可以谈”，祭起各式经济理论的大旗，弗里德曼主义、凯恩斯主义、克鲁格曼的“流动性陷阱理论”、“放松管制论”、“企业结构调整论”等等，里应外合，以汇率市场化、外贸壁垒与金融自由市场化为三部曲，屡试不爽。
就如作者在书中反思的一样，日美金融战中日本之所以战败，除了美国的“老道”之外，与日本自身的“急功近利”也是密切相关的：东京还没有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日元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使用程度较低、贸易的国际定价权影响力小、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不足、日本本身还不具备金融国际化的条件，加上期间汇率的被动、频繁波动严重阻碍了日元的国际化，欧元也对日元的国际空间进行了挤压。细看中国当今的处境，与当年的日本确实有诸多的类似，《日美金融战的真相》也就至少给出了我们三大启示：
其一，金融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急不得，先得加强自身建设。
其二，中美的金融战实际上已经开始，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美联储的系列政策、美国重返亚太、扰乱欧洲和让日本跟着美国亦步亦趋、FTA、TPP，醉翁之意都是指向中国。
其三，久保田勇夫说，西方国家要求亚洲国家跟他们自己的标准保持一致，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必须要小心，要了解是不是真的能够适用于亚洲市场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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