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明朝的海洋政策，人们常有太多的偏见。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禁海令，“片板不许入海”，已经成为闭关锁国的符号，乃至于四、五百年以后中国的不幸遭遇，大都因为找到了这个根源，而让有些人平息了一点痛苦的焦虑，或找到了发泄愤怒的对象。为当今的中国人提供这种标签的，来自于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片面解读。失去自信的中国人，丧失了话语权，默默无语地接受了它。在这种对历史标签化、符号化的错误理解中，历史的真相要么被歪曲，要么隐而不见。它影响了我们对自己历史的理解，也影响了对现实的认识。

　　明朝的海洋政策，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既承上启下，又体现了全球历史巨变时期，中国海洋政策的走向。仅仅以外部的角度看待明朝的海洋政策是不够，仅仅从内部的视角对它进行考察，也是片面的。明朝200多年的历史，其海洋政策可以清晰地分成两个阶段，划分界限大致可以放在西元1500年左右。这两个阶段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人们常把明朝时期中国海岸线上发生的事情当成特例。确实，明朝的中国海洋，有些对于西方来说，真的是“特例”，因为西方对这些现象的历史演变缺乏了解;有些对中国人也是特例，因为某些根本性的重大改变的确是第一次发生。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布了禁海令，我们如今对朱元璋禁海的解读大多是误读：将其等同于中国的封闭，一贯的闭关锁国。这样的误读，轻则可以认为是以偏概全，重则可以认为是盲人摸象，只见叶子，不见森林。朱元璋的禁海令更多只是军事政策，并不完全是政治或经济政策。元朝末年，义军四起，朱元璋最终独占鳌头，登上大位。但是，在朱元璋开国之时，当初参加造反的各种势力并没有全部归顺臣服，张士诚、方国珍两支武装力量逃往海岛或邻近的海国，成为对朱元璋登基后的一个威胁。然而，对于明朝政府来说，当时最主要的威胁来自逃往蒙古的元朝残余势力。明朝将重点军事力量放在北部边疆，防卫和追剿并重。而东南海疆的反抗势力威胁在其次，轻重缓急的选择，使得当时对于东南海岸线上的敌对势力，只采取防守政策，这便是朱元璋禁海的根本原因。

　　因此，朱元璋“片板不许入海”的禁海令只是防止与不愿归顺的“逆贼”相通相济，是一种临时性的军事政策。捎带影响到海洋贸易，也只是暂时性地只进不出，外国来华贸易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朱元璋在位时期，朝贡贸易已经开始，但有来无往。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北伐，并镇守北京，其粮草和物资大多依靠海运，可见海上航运也未受禁海令的影响。朱元璋之后，明朝没有马上解除禁海令，主要是因为其后代尊崇祖制的观念。但这一尊崇祖制的延续，基本上是形式主义。当人们说永乐皇帝朱棣派郑和大规模出使西洋属于违反祖制的时候，其实已经说明了朱元璋的禁海令很快就形同虚设。

　　明朝的海洋政策分为前后两段，前面一个阶段从明朝开国到西元1500年前后。在这一阶段中，明朝海洋政策的重要体现就是郑和下西洋。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意义，至今还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其中一种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目的是寻找逃亡的建文帝。此说基本上属于无稽之谈，即便可以找到一点依据，最多只是永乐皇帝为了“违反祖制”、违背禁海令寻找的表面借口而已。我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就是贸易。而且，与永乐皇帝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雄才大略一样，他在海洋贸易上，也显示出空前绝后的雄心。虽然最后的结果并不如他所愿，但这是理解郑和下西洋真正目的的关键。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说得简单点，就是朝贡贸易;说得准确点，就是明朝政府试图垄断海洋贸易。朝贡贸易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它是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的混合体。在西北内陆边疆地区，朝贡贸易的政治含义往往超过经济目的，但并不绝对。为了西北内陆边疆的安定，朝贡贸易大多属于赔钱生意，有时候还会“赔人”(和亲)。中国历史上在很长时间里，东南沿海对于中央政府基本上不具威胁，因此，东南沿海的海洋贸易与朝贡贸易，长期都是赚钱的生意，并且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南宋偏居一隅，能够与北方长期对抗，海洋贸易的收入是其主要的支撑。元朝时期，福建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港，海洋贸易的收入，是元朝的重要财源。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它不仅仅只是人们常说的炫耀武力，彰显国威，永乐皇帝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傻。他的真实目的是想把海洋贸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掌握在朝廷手中。要说明这个问题，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明朝以前的朝代在海洋贸易上的方式。明朝以前，以宋元为代表，朝贡贸易只是海洋贸易的一部分，整个海洋贸易大致属于中央政府朝贡贸易为首，其它私人海洋贸易为辅的局面。例如，元朝的海洋贸易，有官府和私商之分。官府的海洋贸易，既有朝贡贸易，也有“交聘”。简单区分一下，朝贡贸易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交聘”是较为平等的遣使通好，比较类似现代的外交关系。这两种关系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而且，每一次“朝贡”或“交聘”都会大大带动商贸流通。这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也一样。如今，两个国家元首会见，除了政治内容外，往往都会附带签署经贸合作协议，或者直接签订大宗经贸合同。因此，朝贡和交聘不能只简单看其直接经济效益。除此之外，元朝政府还会直接派人到海外从事贸易活动。元朝的海洋贸易除了官府外，还有私商。元朝曾经短暂地禁止过私商从事海洋贸易，但时间不长。私商包括权贵、官僚、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以及普通民间商人。

　　了解了明朝以前的海洋贸易，就可以知道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他是想以朝贡贸易取代其他一切形式的海洋贸易，耀武扬威只是想垄断所有海洋贸易的手段。当时的东南海洋没有任何政治威胁，海洋贸易的巨大利益，使得雄心勃勃的永乐皇帝想独占好处。永乐皇帝公开违背祖制，大规模开拓海洋，又不解除禁海令，某种程度上就是想实现对海洋贸易的垄断。如今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由政府垄断的贸易行为不能成为贸易活动的常态，但是，永乐皇帝之后100多年，欧洲出现的航海与贸易活动，大多都是君主垄断的贸易。以西班牙为例，哥伦布航海时，西班牙国王就是大股东。因此，郑和的随行人员巩珍在其《西洋番国志》一书中提到“经济大海”，就是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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