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南朝鲜，在古代与中国有长期而密切的交往。在朝鲜王朝(1392─1910)时期，更与明、清两朝都建立了藩属关系，使节往来频繁。出使明、清的朝鲜使臣，“在每年的几乎同一时期，经过几乎相同的路程，住在北京同样的馆舍，参加同样的仪式，进行几乎相同的北京观光”，但相同的行程在朝鲜人眼中却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明朝的中国是华夏之国，在壬辰倭乱时，不惜人力、物力、财力救朝鲜于危亡，对朝鲜有再造之恩，因此出使明是荣耀的“男儿事业”;而满人建立的后金(清)则是蛮夷之邦，不断骚扰威胁朝鲜，又有两次军事进攻，二者有不共戴天之仇，出使清就成为不得不奉行的君命。

　　朝鲜使臣认为清朝的礼乐文明都已崩溃，朝鲜已超越清朝成为文明的中心，因此颇有一种优越感，对清人的统治心存鄙薄。这样的“华夷观”可谓根深蒂固，却又非一成不变，随时间的推移，对明朝的记忆日渐淡薄，加上清朝国力的强盛，朝鲜使臣对清朝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体会，对清的认同感也就越来越强烈。这样的变化在康熙朝已初现端倪，透过朝鲜使臣笔下的康熙形象，可以略窥其中转变的痕迹。

　　十六岁时的康熙

　　清圣祖康熙于1661年登基即位，时年八岁。1669年，康熙十六岁时，他挫败鳌拜势力，开始真正的亲政。也就是在此年冬天，朝鲜派闵鼎重出使清朝，他着有《燕行日记》等，记载了当时清廷发生的很多重要事件，对我们了解清代的社会状况大有帮助，但他的记载是否客观同样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闵鼎重笔下，康熙的外貌是这样的:“清主身长不过中人，两眼浮胞深睛，细小无彩，颧骨微露，颊瘠颐尖。”十六岁的少年，读来却如六七十岁的老者，毫无生气。性格更是多疑易怒，偏听偏信，独断专行，用人唯亲。为了说明康熙的喜怒无常，闵鼎重还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有人将毛皮甚好的貂献给皇上，说是刚刚买来的。康熙一听就将卖貂者抓来，问:有好的貂，为何不进献而要出售?因此杀了卖貂者。一是小时候玩的玩具放在仓库中，一天忽然想起来向掌库者索取，结果发现遗失甚多，于是杀了看仓库的人。

　　被漫画了的康熙似乎是典型的暴君，但因为闵鼎重没有明言自己是否曾亲眼见到康熙，所以他的记载就颇值得怀疑。实际上当朝鲜使臣觐见时，因为相隔甚远，是不可能看清楚皇帝究竟长什么样子的，如其他使臣经常说的:“殿角深邃，举头详望，终不见皇帝出入之形矣。”连帝王出入都看不清，又何谈他们的长相?所举的两个例子，听来更是匪夷所思，大概也难免道听途说、夸张附会之嫌吧。

　　闵鼎重出使清朝之时，朝鲜国内“尊明攘夷”的华夷观正盛，君臣上下都对清人有强烈的敌视心理，因此在使臣的眼中清朝帝王是昏聩的残暴的，清代社会是混乱的腐败的，清朝随时都会走向灭亡。

　　三十三岁时的康熙

　　1686年，康熙三十三岁，在其即位的二十五年里，他重文兴教，勤于政事，先后撤除了吴三桂等三藩势力、统一了台湾，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其历史功绩彪炳史册。但对这些事件，同时代的朝鲜人却有不同的看法。

　　是年，朝鲜使臣吴道一出使清朝，他最关心的就是曾经发生的吴三桂起兵之事。现在史学界一般将吴三桂的行为称为“叛乱”，清朝平息叛乱是一场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之战。但在当时，吴三桂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蛊惑了广大的汉人与原明将吏，远在朝鲜的君臣也对吴三桂寄予厚望，将他视为忠臣义士。所以吴道一此行不断寻访事件的当事人，对吴三桂的失败、吴世阣的自杀满怀同情，对他们的“气节”无比尊崇。

　　吴道一一面为吴三桂的事唏嘘不已，一面因自己的耳闻目睹，又不得不承认清朝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因为康熙重视文化教育，所以无论是清人还是汉人，即使是下层百姓，都知道亲近书籍。康熙自己更是通习儒家经典，勤于着述，文辞畅达。虽然如此，吴道一却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因为这背离了他想像中的蛮夷之邦，也使“尊华攘夷”的口号没有了生存的土壤，所以他要从反面来解读这一现象的出现，认为在马上得天下的清人，现在却诵读吟讽，这是邯郸学步之举，不但不能致“文明之治”，而且会丧失其“鸷悍勇刚之气”。康熙骄矜自傲，臣僚谄佞虚伪，康熙所作文字也可能为他人代笔。当他亲耳听到汉人称赞康熙“酷好文辞，性且宽仁，赋税皆蠲减”时，更是心存怀疑，不断向其他人求证，希望能听到不同的声音。

　　吴道一用他的笔真实地记载了那一时期朝鲜士人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同样也真实地反映了康熙朝不断发生的变化。

　　五十八岁时的康熙

　　满人建立的清朝，不但没有像朝鲜君臣预期地那样很快走向灭亡，而是越来越强大，当进入十八世纪时，清朝已排除了各种危机，成为极为强盛的帝国，这使朝鲜使臣不得不睁开眼睛认真面对眼前的情况。

　　1712年，康熙五十八岁，在位已五十一年，金昌业随朝鲜使团赴清，着有《老稼斋燕行日记》，他沿途不断追问清朝的汉人:“我辈衣冠如何?”因为文明的沉沦最显而易见的部分就是衣冠的变化，朝鲜士人对清人的服饰充满了鄙夷，认为衣冠的不同所代表的是文化的优劣，他们与清人服饰的差别成为朝鲜保存延续中华文明的象征。金昌业的追问就是要以此来试探汉人的故国之思，从而对中华衣冠文物的衰落进行嘲讽。

　　虽然金昌业表现出一定的优越感，但并不影响他对康熙对清人有较高的评价。金昌业此行经历了“百年所无”的“异事”，就是得以面见圣上。当康熙观看朝鲜人射击时，金昌业与其相距仅七八步:“皇帝……广颡，颐稍杀，疏髯犯颊而斑白，雌雄眼，神气清明。”宽额头尖下巴，这与闵鼎重笔下的康熙并无不同。但此时五十八岁的康熙，却是“神气清明”，与闵鼎重笔下虽只十六岁却是暮气沉沉的康熙有天壤之别。康熙治国“崇文”尚礼，带来了清朝世风的转变。曾经粗蛮的清人“貌丰伟”、“淳实者多”，这样的变化甚至让金昌业有些自惭形秽，“此处人身材长大，姿貌丰伟者居多。而顾视我国人，本自矮细，又道路风尘之余，三使臣外率皆黧黑。所穿衣帽又多来此而贳者，袍则长短不中，纱帽宽或至眼，望之不似人，尤可叹也。”清人身材高大伟岸，更显得风尘仆仆的朝鲜人矮小黧黑，使臣的衣冠又多不合身不得体，竟让金昌业有“不似人”的感慨。

　　金昌业的表述也许只是一种细微隐约的变化，却透露出朝鲜士人对清认识的进一步转变，成为此后朝鲜使臣公开倡导向清人学习的先导。

　　“想像的异邦”虽然部分来自材料，但更主要的还是来自人的构想，与现实的异邦有很大的差距。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朝鲜使臣的文字记载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出行日记，文字背后透露的是一个国家的华夷观的前后变化，也折射出了清逐渐汉化的过程，以及中朝两国关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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