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长安到北宋开封，中国的大都会从坊市制演变为街市制。在这背后，是官府的禁街与百姓的侵街，是官与民争夺城市空间的一幕幕大戏。总的来说，官府对街市的管理渐趋宽松。
禁街与侵街，是自唐朝以来官府与百姓在大都市争夺空间、反复博弈的重要内容。
唐朝的长安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坊市制的典范和顶峰。宫城是皇帝起居和办公之所，皇城是中央各官署集中区域，外郭城则主要是居民区、商业区和寺观等建筑区。外郭城的主干街道南北十一条，东西十四条，最宽的是南北向的中央御街——朱雀大街，宽155米;最窄的顺城街，约20米;与外郭城各城门相通的街道宽都在50米以上，将外郭城分隔成一百多个坊区和两个市区。坊有坊墙，市有市墙，出入各有坊门和市门。除官署、寺庙和三品以上官员的住宅外，坊内住宅一律不得临街开门，商业活动也必须在指定的市场进行。
每到晚上，鼓声响过后，城门、坊门、市门按规定都要关闭，全城实行宵禁，没有官府的特殊证明，一律不得在街上行走，违者将受到拘捕和处罚。街道也不允许私搭乱建。每次皇帝出行，盛陈仪仗，沿途静街，禁止行人，所过旗亭、市楼垂帘外蔽，更不允许普通百姓居高临下观望。由于长安城比较大，有的居民从城外回家，进了城门后，晚鼓擂动，城门、坊门、市门都纷纷关闭，不敢违反官府的禁令，只好躲在桥下蜷缩一夜，待天明晨鼓擂响后，再上街返回家中。
这种封闭的管理体制，给居民的生活和商品交易活动都带来极大的不便，唐朝中叶，随着都城人口的膨胀和商业的繁荣，出现了各种“侵街”之举。
有的居民违反不得临街开门的规定，住宅大门朝街开;有的居民凿墙破洞，将屋舍扩建至街道;有的居民和军将占用原来警卫部队在街道执勤的房舍，并且大肆修造和扩建。在街道上，小商小贩日益活跃，卖胡饼的、卖鲜鱼的，都出现了。更有甚者，晨鼓未响，坊门已经先开;晚鼓已擂，坊门、市门仍不关闭，街道上行人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还有的居民，置禁令于不顾，在道路上穿坑取土。
当时负责街道管理和治安的官员主要是左右街使和御史台。有关官员曾经多次上书，反映情况，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下达了多次拆迁令，强行拆除私搭乱建的房舍，对涉案官吏予以处罚，违法向街开启的门一律填塞。但由于人手有限，很难全面禁止。而京城以外的大城市，侵街现象更为严重。如扬州，地处水陆交通冲要，各地工商业者云集于此，侵街造舍极为普遍，以致街衢拥堵，难以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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