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北京的四大名医，左起依次是：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今墨。

　　中医四大名医

　　民国北京城有“四大名医”，指的是中医。按一般说法是指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汪逢春四位。还有一种说法是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杨浩如。这五个名医除了孔伯华是山东曲阜人，其他四个都是南方人。汪逢春是江苏苏州人，施今墨是浙江萧山人，萧龙友是四川三台人，杨浩如是江苏淮阴人。不管四大也好，五大也好，民国时期北京中医最有名的就是这五个人。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取缔中医的政策遭到强烈抵制和反对，只得收回成命，但是提出了一点，就是必须对中医师的资质进行考核，用今天的话说，必须持证上岗。于是北平成立了一个考评委员会，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汪逢春四个人正是考评委员会的成员，其中没有杨浩如，因为那时杨浩如的身体已经不大好了。但杨浩如是北平第一个中医医院的创始人，也就是按现代医院的形式创立的中医院。北平最早的中医教育是北平国医学院，孔伯华等人也都有参与，但是没有开办下去，倒是后来施今墨又开办了华北国医学院，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才。这个学院不能拿今天的概念去理解，他们一年招收的学生只有几十人，少的时候也就二十人，但华北国医学院后来确实出了不少人才。

　　虽然北京的中医很多，但无论是就诊的人数，还是医生的生活状态，中医和中医之间是大相径庭的。有的混不上饭吃只能到药店坐堂，或者自己开个小诊所，仅能维持生活。但是这五大名医家里却是门庭若市，每天应诊要排队，而且他们轻易不出诊。诊金也很贵，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初，看一次病诊金一般是一块银元。一块银元什么概念?我们以前讲过，一块银元在二十年代末，差不多够过年置办一三轮车的年货。我家抗战期间支出的日常全部费用不过是一天一块银元，一般穷苦人家一块银元可能用十天半个月，这费用就相当高了。不过那些胡同里头不太知名的中医费用就远到不了这么高。另外说到药材，当时的药材不贵，丸散膏丹也不贵，一般饮片(就是汤药的组成部分)就更便宜了。除了用贵重药材，都是比较便宜的。小儿高烧不退要用一种药——— 紫雪，里面要用羚羊角，这就要贵些。我小时候平时消化不良什么的吃至宝锭，只要几分钱，我们住东四的时候，胡同里穷苦人家的小孩生病了，也不去看什么医生，自己买点药吃吃也就好了。

　　四大名医各有各的特长。比如说孔伯华擅治温热病，他最爱用石膏，因为石膏是凉性的，孔伯华开方子石膏用得很多，能用一两到二两，所以孔伯华有个绰号叫“孔石膏”。汪逢春是善治温病的，他的很多著作也是讲治温病的。这四人里活得最久的是施今墨，活到1980年，其他几位，萧龙友活到1960年，杨浩如活到1940年，孔伯华活到1955年，汪逢春活到1949年。

　　我家人生病虽也看中医，但不是太多，找中医看病时找孔伯华最多。据说我小时候也找萧龙友看过病。那时候看病很少到医院，一般是请医生到家里来，但找萧龙友就要去他家了，他是轻易不出诊的。后来因为气管炎也到施今墨家看过病。

　　除了这几位，北平还有一些非常棒的专科医生，比如说皮肤科——— 那时也叫疡科，疡科最有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哈锐川，还有一个是赵炳南，他们都是回民。赵炳南也受聘于华北国医学院，是那儿的教授。哈锐川在八面槽开业。另外还有针灸大夫，例如金针王乐亭，从前将针灸叫金针，这些都是专科大夫。

　　药铺与仿单

　　同仁堂的传说现在已经有很多了，对同仁堂的信誉和药品质量都有许多的了解。北京当时的药铺除了同仁堂，还有乐仁堂、鹤年堂、永安堂等，药铺一般就是卖药的，无论丸散膏丹还是饮片都有。但是这就有是不是货真价实的问题，一般好的大夫都对自己的处方有指定的药铺。有一个小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说某位大夫喜欢用麻黄，一般来说麻黄在一剂药中只能使用几分，最多不过一钱。这位大夫开始开了一钱麻黄，病人吃了以后还是不发汗，大夫加大到两钱，依然不发汗，开到三钱，已经到极限，还是不行。这大夫觉得病人必须发汗，就把麻黄开到五钱，这已经超乎用量了，过去在医院这样加大剂量用药是要双签字的。于是吃了这服药就出了医疗事故，病人出大汗不止，乃至虚脱而死。后来家属告到官府，法院就对此进行了调查，问他这药是哪儿抓的，病人家属说一钱到三钱是在某某小药铺抓的，最后五钱的方子是到同仁堂抓的药。麻黄这药，就像一根根小草棍似的，在小药铺抓的是伪的，他们是将炕席绞成了小段，看上去和麻黄一样，像这种“麻黄”就是吃一两都不会发汗。而同仁堂货真价实，抓药的不愿意抓，觉得麻黄量太大了，但大夫开的方子在那儿，又有大夫的双签字，也就给抓了真的麻黄，才致病人死亡。所以这不怪同仁堂，也不怪那位大夫，最后法院把那卖假药的药铺老板抓进了大牢。

　　同仁堂是药铺中最有名的，也给清宫供药，主要供宫里的太医院，宫里有医药局，但有的丸散膏丹和饮片也要到同仁堂药铺采买，尤其是一些贵重药品如参茸犀角等，结账一般是一两年结一次。一入民国，清室退位，清宫的预算也大大缩减了，所以后来有一笔账，大概是一万两白银的药费，主要是人参、鹿茸、羚羊角这些贵重药品，退位小朝廷无钱偿付，民国政府也不给偿还，因此同仁堂赔了一大笔钱。

　　那时候抓药很好玩儿，都有仿单，比方说一剂药里用了22味药，其中每一味药都有一张小方片纸，一般是白底红字，上面有药用植物的小图，画着根、茎、叶，文字说明有药性温凉寒热与升降浮沉，还标明用途功效，你如果吃药多了，能攒很多仿单，就像一部小“本草”，服药间也能长很多医药知识。我小时候攒很多仿单玩儿，一摞一摞的，都是药铺给的。仿单什么作用呢?第一有普及作用，第二知道里面开了什么药，全不全，有没有漏几味药。比如说大夫开了22味药，回来你数这单子，看是不是有22张仿单，一直到甘草这种有它不多、无它不少的药，都有仿单，一核对就知道了。当然也不见得你能核对出来，但药工是能检验出来的。这种仿单今天都成为文物了，那时候一些大药铺像永安堂、鹤年堂、乐仁堂等都有自己印的仿单。

　　“出马”的西医

　　当时北京有名的中医和西医，基本上都自己家里有开业的诊所，因此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给医生定的成分是“自由职业者”，那时候的医生和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既可以应聘于一两家医院，还可以自己开着私人诊所，同时还履行着出诊的义务。那时候好的医生这个职业特别体面，收入也相当高。

　　西医有很多私人开业的医生。从我个人记忆来说，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没上过医院，那时候医生出诊叫“出马”，出马有出马金，这比医院的收费要贵得多。许多有名的西医大夫都有私人汽车，我印象中五十年代到我家来的大夫很多都有私人汽车。比如说印象很深的，有当时小儿科的大夫吴瑞平(协和名医吴阶平的哥哥，吴阶平学医也是受哥哥影响)，他们家兄弟四人都是学医的，老大吴瑞平，吴阶平在家中是老二、吴蔚然是老三。吴瑞平人很漂亮，气宇轩昂。这些西医大夫有个特点，都西装革履，西服穿得非常讲究，领带打得极为得体。有的有助手，有的不带助手，拎着个大皮包，大皮包有两个扣，上部椭圆，底下是方的，一看就是西医大夫。

　　出诊大夫的包里装了什么?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小时候对这个很好奇，包里都有什么呢?有血压表、听诊器、压舌板、诊查锤、体温表等，一般大夫都会打针，我印象中也有一两位是带私人护士的，所以也有腰形盒：里面有消毒好的针头、棉签儿、酒精这类东西，还有随身带的常用药。那箱子真是万宝囊，其实常用药就是阿司匹林、黄连素、阿托品之类，没什么新鲜的。一些常用的抗生素之类的也有，成人看病还有治心脏病的药。那时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钱人家的太太们都要保养，医生常开什么呢，就是用荷尔蒙和维生素B12，他会建议你用，到药房买，像我祖母她们都经常打这个，一个红色的，一个白色的，两个混合在一起打。我们家谁打呢?是我父亲打。我从小就会打针，包括怎么消毒针头，消毒棉球怎么用——— 要从里往外擦，越画圈越大。怎么打针?打针的时候先挤出来一点，把气泡排出来，这些从小都会。这些医生也会教你一点，但用什么药他们不会说，很神秘。比方说失眠，用鲁米那(lum ina)，这是商品名，化学名是苯巴比妥。每个西药都有化学名称和商品名称，但是医生只跟你说是鲁米那，不跟你说是苯巴比妥，实际上到西药房买要便宜很多。西医一般都是满嘴英文，他告诉你是Lum ina，但他给你开方子的时候写的却是苯巴比妥的拉丁文。

　　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个大夫是后来的儿童医院院长诸福棠，现在很多儿科泰斗都是诸福棠的门墙桃李。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诸福棠，他特别和蔼可亲，我管诸福棠叫“诸大大”。诸福棠和吴瑞平都有一个特点，他们的出诊包里都会带些巧克力糖啊，小玩具啊什么的，小孩怕打针，给颗糖啊什么的就会就范了。因为他们都是给小孩儿看病，用我老祖母的话说，他们叫“吃小孩儿的”。

　　给我母亲看病的大夫叫陆观仁，陆大夫是协和的，住炒豆胡同，也有自己的诊所，我印象也很深刻。那时候协和医院的大夫一边在协和应诊，一边家里开着诊所，也出马。还有一个大夫大概叫汪国铮，五十年代我母亲身体不好，这两个大夫都来我家。我祖母不一样了，我祖母还是对德日派念旧，她找得最多的一个大夫叫郑河先，这个郑河先是大人、小孩通吃，他在北大当过校医，当然这也是兼职。当时北大没有几个人有汽车，一个是蒋梦麟有汽车，一个是胡适，还有一个就是郑河先。郑河先是“吃宅门”的，宅门里请他他都去，一天到晚坐着汽车忙得很，要预约。我就记得郑河先谱儿很大，我们家不大喝咖啡，什么时候闻见咖啡味儿，就是郑河先要来家里看病的时候。他来之前要预先熬好咖啡，买点西点什么的。郑河先长得较矮，眉毛很长，鹰钩鼻子，西装革履，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他手很凉，一摸我肚子，我就很害怕。郑河先总是会误诊，有的人家小孩子分明是盲肠炎，他非说是消化不良，耽误了治疗时机。尽管如此，找他的人家还是不少。

　　郑河先的诊金相当高，出马一次要五块钱，五十年代五块钱什么概念?郑河先也经常给梅兰芳家看病，八十年代许姬传先生生前还和我聊过他。许姬传管梅兰芳叫梅大爷，于是许姬传就说：“那时候梅大爷最喜欢找郑河先，等于梅家的私人医生。”我们家他也常跑，但我母亲却相信陆观仁。

　　中医也有私人开业的，我母亲带我经常看的一个女中医叫王禄坤，王禄坤上午半天在东安市场西门内的西鹤年堂坐堂，下午在家应诊，偶尔也出诊。一家人都靠她养活，她就住在灯市口椿树胡同(今柏树胡同东口路南)。她丈夫却是一表人才，但是被称为“家庭妇男”，只在家料理家务，像教育孩子什么的都是她丈夫的事。

　　有些病是无法请大夫到家出诊的，比如说口腔科的疾患、眼科的疾患、耳鼻喉科的疾患等，这就要去他们的私人诊所或家中，比如西总布胡同的牙科张辅臣，还有后来的同仁医院院长、耳鼻喉科的徐荫祥等，都要靠医疗器械诊查，是很难出诊的。

　　我小时候没有去医院的印象，最后给我看病的大夫叫周济民，是东北人，一直到60年代初都是他到我家看病。同一个院子的小孩有时候生病让周济民大夫看看，周济民也给看，吃点药什么的，分文不收。周大夫这人非常好。他当时在东四联合医院，因为后来不允许私人开业了，许多私人开业的医生都聚集在那里。1966年“文革”，因为他在国军当过军医，所以满大街都是他的大字报，家里也被抄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还偷偷去他家里看过他，给他送过吃的。很多医生后来就不出马了，像诸福棠在东单三条开了儿童医院，后来也无偿捐给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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