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的创建，颇有些神鬼色彩，其发端即刘邦斩杀白蛇时所用的那把剑。有史学家称，此剑为“七尺剑”，其实不然。秦汉之际，皇帝才有资格佩“七尺剑”，而刘邦当时只是一个身份低微的亭长，只能佩“三尺剑”。
《史记》云：刘邦决定反对暴秦时，一条白蛇拦住去路，众人皆惧怕。借着酒劲，刘邦拔剑，一剑将白蛇斩为两段，随即率众进入芒砀山，从此走上了灭秦兴汉的星光大道，最终艰难地建立了大汉帝国。“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就是刘邦对自己从一介亭长成长为一代帝王的风雨血泪的高度概括。
斩蛇起义，虽然是一个人为编造的神话，但其意义远大，成为刘邦夺取天下、走上帝王之路的标志性事件。大汉帝国建立后，有两样物件并称为“乘舆之宝”，一件是象征王朝正统的“传国玉玺”，另一件就是刘邦的“斩蛇剑”。这两件象征君权天授、神灵眷顾的宝物，成为刘邦统摄天下臣民的重要力量。
正是因为“斩蛇剑”具有受命之符的特殊意义，在天下安定后，吕后将其“藏于宝库之中”(《拾遗记》)，作为镇国之宝和传国重器。到了后世帝王，“斩蛇剑”得到了更高规格的珍藏。据《汉书·郊祀志》载，汉宣帝“为随侯(珠)、剑宝、玉宝壁、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为四件宝物专门建祠，分别供奉祭祀，其中的“剑宝”，就是刘邦当年使用的“斩蛇剑”。
除了精心珍藏，“斩蛇剑”有时还需要请出来，充当两种礼仪场合的必备器物，一是新帝即位，二是皇帝出行。司马彪《后汉书·礼仪志》载，新帝即位，“中黄门掌兵以玉具、隋侯珠、斩蛇宝剑授太尉”，作为仪式上的一道程序;范晔《后汉书·孝献帝纪》载，皇帝出行，有一名侍中“负传国玺、操斩蛇剑参乘”。
虽然中间有新莽这个插曲，但大汉帝国前后延续了四百余年，“斩蛇剑”见证了这个帝国的动荡与衰败。曹魏建立后，汉室覆亡，开创汉室的“斩蛇剑”已经失去了镇国和传国的意义，但作为前朝宝物还是被曹魏皇帝保存了下来。曹魏覆亡，西晋建立，“斩蛇剑”等宝物转手成了司马氏的珍藏品，存于武库。当然，武库中除了“斩蛇剑”，还有“王莽头”“孔子屐”等“累代异宝”。
被存封七十多年后，“斩蛇剑”遭到了一场劫难。《晋书·惠帝本纪》载，元康五年(295年)“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晋书·五行志上》载，“惠帝元康五年闰月庚寅，武库火。……是以累代异宝，王莽头，孔子屐，汉高祖断白蛇剑及二百八万器械，一时荡尽”。《资治通鉴》载，元康五年“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及二百万人器械”。当时，“斩蛇剑”就在失火的武库中。
那么，“斩蛇剑”是否化为灰烬?没有。《晋书·张华列传》载，“武库火，……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屐等尽焚焉，时华见剑穿屋而出，莫知所向”。《三十国春秋》载，“元康五年，闰月，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这两份史料，均称“斩蛇剑”在遭到火焚后，神一般地从武库房顶飞出，直冲云霄，但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今下落不明。
不论是诞生还是消失，“斩蛇剑”都极具传奇色彩。一把普通的剑，因为参与了刘邦开国创业，被人为地赋予一种与“传国玉玺”相媲美的神奇力量，从而成为皇权的象征和镇国、传国的政治宝物。然而，这样一件宝物竟然与篡汉奸贼王莽的头骨放在一起，这不是对“斩蛇剑”的亵渎吗?有一种观点，说西晋人不辨善恶，不懂道德，故“灵剑生火，烟焰属天”，最终冲天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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