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都把对皇子的教育和培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来对待，逐渐积累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皇子教育培养制度。
注重对治国为政理论的学习。作为皇子，主要的学习内容基本分为两个方面：一类是以儒家经典、历史典籍为主的礼法和知识。以明代为例，朱元璋洪武年间，建大本堂，置古今图书于其中，并令四方名儒训导皇太子，选才俊之士作为伴读。其后逐渐发展，形成每日讲读之制。
每天早朝过后，先由侍读官陪伴太子读《四书》、史籍，而后由侍讲讲解所读内容，其次再由侍书官指导练字。凡所读书，三日后要求背诵熟练，温书之日，不讲新书;练字则春夏秋日百字，冬日五十字。清代对皇子的培养更为严格和全面。一般皇子六岁开始就进入上书房学习，每日大约是清晨5点左右起读，下午4点左右放学，虽严寒酷暑而不辍。
除了学习汉文典籍之外，满文和骑射也是清代皇子必须学习的内容，后西学传入亦需要学习一部分几何学等知识。清人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说：“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
皇子学习的另一类内容是帝王治国理政经验。皇帝会以口头或者书面的方式将总结出的为帝之道传授给太子，令其阅读和学习。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唐太宗将自己亲笔撰写的《帝范》十二篇赐给太子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命他学习。《帝范》分为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十二篇，囊括了为君之道的各方面内容，以后各朝也经常将之作为教育皇储的读本。
清代皇子除了学习《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之外，清朝帝王圣训、顺治所辑之《资政要览》、雍正所辑之《圣祖庭训格言》等祖宗家训亦是必读书。通过对这类书籍的学习，皇子们不仅增强了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对祖宗之法产生敬畏心理，意识到为君责任的重大。
史载，每逢雍正忌日，乾隆都要盥手焚香，将写有“宝亲王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于诸子孙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一段文字的皇父传位遗诏恭读一遍，以志思慕之诚，以凛继绳之重。这种家国责任感与身为皇子时期的学习是密不可分的。
建立完善的东宫官、王府官系统。太子所居之地一般称东宫，专门教育辅佐服务太子的官员便是东宫官。据《通典·东宫官》记载，秦汉以来延续了殷周制度，立有太傅、少傅、师、保。“太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师者也，教之以事而谕诸德者也;保者也，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均负有教习太子的责任。至晋代置六傅，后称三师三少，即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以后历代相承，但人数多少不一。
加强对参政实践的培训。在注重皇子理论培养的同时，加强政事实习，即给他们一定的从政实践的机会，让他们熟悉国情，从实践中锻炼治国才能。培养的方式有很多种，历代也不完全相同，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其一，皇储“监国”。《国语·晋语一》曰：“君行，太子居，以监国也。”
除了皇帝病危或者皇子夺权所产生的皇储“监国”现象外，正常情况下，皇帝在出巡、亲征、丧期等不能亲自理政的时期都会让皇太子代行君权，也就是监国。唐代太宗、高宗在出征或患病期间都曾令太子监国;明代永乐时成祖北行及嘉靖时南巡期间，也均由太子监国。
皇太子留京监国，既全权处理朝中的一般事务，也预防紧急事变的发生，使太子在继位前就对政治情势有全面的了解。其二，兼任官职，协理政务。皇太子兼任官职的现象历代均有，如宋代常以皇太子兼任京城开封府或临安府长官,元代以皇太子兼任中书令,虽然任官不同，但都是以皇储佐理国政的典型做法。清代皇帝往往令皇子到六部或其他部门协办，虽无具体职务，但可以过问部内事务;
或者皇帝指派具体任务令其负责，比如乾隆就曾命皇六子永瑢总管《四库全书》的编纂事宜，目的都在于锻炼他们的实践能力。其三，皇储出巡或让皇储随皇帝出巡。洪武二十四年八月，皇太子朱标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出巡关洛，探访民情;而康熙在几次出巡时也曾带当时还为太子的胤礽和其他皇子一同前往。通过出巡，可以使皇子了解民情，同时锻炼其独立处理事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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