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兔窟，走狗烹”历史上经常上演这一幕。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率军攻入天京，宣告太平天国的失败。达到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原以为会得到清廷的加功封赏，而实际上却是接二连三的警告。
此时摆在曾国藩面前的无非有三条路：一是起兵反清问鼎中原;二是保持实力，维持现状;三是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曾国藩最终采取的策略，连保存实力的意图都没有，而是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将湘军全部裁减掉，后经人劝谏提醒，才保留了约两万人的嫡系精英，一则北方捻军正盛，湘军还有可用武之地;二是只有以实力作后盾，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伤害。
然而天津教案和捻军都让曾国藩背上了“恶名”。同治十年(1871年)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想要交代点后事，于是赶紧写信给李鸿章。想到李鸿章，他心里宽慰多了，亲幸自己有这么个可接班的学生。
他这半生开创的事业终于有了接班人：湘军裁撤了、腐败了，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支持清朝的顶梁柱;自己打不过捻军，由李鸿章战胜了;天津教案自己弄的议论纷纷，而李鸿章却将此案完满了结;洋务事业自己仅仅开了个头，而李鸿章正在大举进行。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胜于老师，这正体现老师识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学生总是不如老师，一代不如一代，事业还怎么进行呢?为此曾国藩总是借此自慰，心里也真是这么想的。他也佩服李鸿章，虽然对李鸿章过分热衷功名利禄有些看法，但也总是宽容的。
李鸿章接到恩师的信，尤其读到“此次晤面后或将永诀，当以大事相托”时，深恐老师或有不测，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将成终身憾事，便不顾年关已近，百事丛杂，冒着严寒，由保定赶到江宁。
曾国藩见到李鸿章以后，看到身后事业后继有人，有些兴奋的向这个得意门生讲起往事，归纳自己人生的教训，最终向李鸿章交代了两点，让他切记。
其一，他非常后悔当年迫于朝廷压力主动裁撤湘军。他自认自己顾虑太多，湘军攻战十余年，金陵克捷后，竟解散了亲手建立的军队，自毁长城，寒了将士们的心，等于实际上的自杀。湘军众将飘如秋叶，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鸟，以致“剿捻”无功，备受挫辱。
幸亏李鸿章所建的淮军，攻灭了捻军，成就大事。他让李鸿章切记自己的教训，当今八旗、绿营不可用，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全仗淮军。今后，淮军有被议论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像老师这样，畏首畏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于国于家都是如此。
其二，也正是他安身立命的前提，就是要以身作则，身正心正。他让李鸿章切记，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
他说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正是这样，自己先正身，同时培养后人，把这些人作为“种子”，期待这些后人开花结果，承先启后。所以曾国藩希望李鸿章要早些下手，多多培养种子。
李鸿章对老师的这番话心领神会，为了让老师对身后事放心，忙问他：“今日之天下，哪些人可作为以后培植的种子?”曾国藩思考良久，认为此时再不说以后永无机会，于是说道：“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左宗棠”。
李鸿章听了很疑惑，曾、左之间七八年间互不闻问，外人都说他们有矛盾，恩师为何竟说左宗棠是第一号人物?
曾国藩说，左宗棠与他争论的都是国家大事，不是个人私情，左宗棠“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左宗棠之后当数彭玉麟，他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淡泊名利，是天下的其男子。其次是郭嵩焘，其人之才，天下难有其匹者，将来会有发展。再往下数如刘长佑、沈葆桢等人皆可用。
师生之间非常融洽的相处了几天之后，由于春节临近，李鸿章辞别曾国藩赶回了直隶。同李鸿章长谈之后，也许是兴奋过度，曾国藩旧病复发，一连几天不能开口说话。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一代名臣曾国藩去世，消息传出后，朝野震惊。清廷追赠曾国藩为“太傅”，恩赐谥号“文正”，照大学士赐恤，同时赏银三千两治丧;死后入祀昭忠、贤良二祠，并于湖南湘江、江宁金陵建立专祠;生平政绩宣付国史馆;一等侯爵即着子曾纪泽承袭。
曾国藩的死是一个标志，那个颇有尊严、文雅、自闭、自给、自享、道德至上、鄙视物质、洁身自好的时代，在曾国藩之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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