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是刘备集团的铁杆之一，早在刘备涿州组织武装镇压黄巾起义时，魏延就是其中的一员，是刘备集团的铁杆之一，这从刘备的任命可以看出。公元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并要返回成都经营后方。

　　汉中军事、经济地位十分显要，自然要挑选重要将领在此镇守。大家都认为，镇守汉中的职任必张飞无疑，张飞也是这样看的。

　　出乎众人之所料，刘备却任命魏延担任汉中太守，并提拔为督汉中镇远将军，以至任命一发，全军尽惊。因此说，他虽然是义阳籍贯，却是不折不扣的涿郡籍帮派骨干。刘备、关羽、张飞等去世之后，魏延是当之无愧的涿郡籍头面人物。

　　刘备死后，西蜀进入诸葛亮时代，从魏延排挤打击的经历，可以看到诸葛亮帮派主义的官吏路线。此时的魏延进入了人生的尴尬时期，一方面，职务爵位在大步升迁，诸葛亮封侯时候，魏延被封为“都亭侯”。公元227年即第二次“北伐”，诸葛亮令魏延为副帅，还兼任相府司马，凉州刺史。

　　公元230年，魏延与曹魏名将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大战于阳溪并获得全胜。军事胜利给魏延带来更多的荣誉，升职征西大将军，假节(即持有皇帝符节，代皇帝出巡)，封南郑侯。南郑侯属于县侯，高出诸葛亮武乡侯一个等级。

　　关羽是汉寿亭侯，张飞是西乡侯，李严虽负白帝城托孤之重，也仅是都乡侯，黄忠虽立有诸多功勋，爵位仅是没有采邑之地的关内侯。

　　截至诸葛亮病逝魏延出事止，在蜀军诸多将领中，授“征西大将军”军衔的，惟魏延一人;获得“假节”这一殊荣的，只有张飞、诸葛亮、李严、魏延四人;惟关羽远在荆州，相对独立，因之“假节钺”(即拥有代皇帝巡察，可先斩后奏的权力)。魏延较之前四个，获得的荣誉为最高;同关羽相比，互有高低。

　　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遭受打压排挤。

　　后刘备时期，政令军令皆决于诸葛亮一人，刘禅不过一印章皇帝。魏延一再升迁，与其说是诸葛亮对魏延功劳、才能、德操的肯定和褒奖，莫如说是对他以安抚手段达到排挤疏远的目的。

　　诸葛亮五出祁山时，重用荆州籍，打压涿郡籍代表人物魏延比较明显。第一次出兵“北伐”，众将领一致推荐由涿郡籍魏延、或者益州籍宿将吴壹做副帅(督前部)，诸葛亮坚决不肯，而是提拨毫无军旅经验，资历甚浅，威望不够的马谡担任副统帅。这中间既有提拔亲近马谡掌控军队的内容，也有打压排挤魏延的意图。

　　打压排挤归打压排挤，魏延毕竟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干才，要取得“北伐”胜利，还得利用魏延深得士卒爱戴，而且勇猛过人的才具。与此同时，诸葛亮又十分器重先为参军后迁长史的绥军将军杨仪。

　　杨仪是小人得志，攀上诸葛亮这棵大树后，根本把魏延不放在眼里，关系紧张到开会期间，魏延拔刀要杀杨仪的程度。闹到水火不能相融、冰炭不能共器的地步，够激烈了，诸葛亮却对此却不置一词，仅只是恨恨连声。费祎充好人，经常调解劝说，分别利害，以至召开会议时，要坐在两人中间，以防变故出于突然，实际在保护杨仪。

　　在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杂牌的绥军将军杨仪，与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凉州刺史的魏延地位相去殊远，魏延没理由同一个下级将领过不去，杨仪没理由蔑视魏延，更没胆量同魏延怒目相向。正常情况下，杨仪即令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委婉提出，或私下讲给诸葛亮，何止争论得魏延要拔刀杀人!

　　作为三军主帅的诸葛亮，面临如此局面只是恨恨连声却不置一词，就值得仔细思考。别说是最高级别军事会议，即令是芥菜般的小部门，两个副职不顾大局闹矛盾，常常使会议炸场子，主持会议的主官绝不能漠然置之，他必须私下谈话，评论是非，不容许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如不能解决，会断然采取组织措施，太丢自己的脸面了!杨仪的目无长官，诸葛亮恨恨连声而不予解决，只能理解成诸葛亮是杨仪的幕后主使，有意纵容杨仪牵制魏延。没有诸葛亮背后支持，杨仪不敢肆无忌惮;魏延杀杨仪，也是杀给诸葛亮看的。

　　诸葛亮死后，魏、杨内讧迅速爆发，魏延是内讧中的失败者和牺牲品。内讧在极不适当的时机爆发，诸葛亮临终安排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仪没有指挥军队的经验和威望，军职不过是杂牌将军，且同无以匹敌的征西大将军魏延形同水火;更重要的是，按道德标准，应该说杨仪脑后生有反骨。此公曾经是曹魏荆州刺史傅群的主簿，背叛傅群投降关羽;而且有致命缺点，就是性情暴躁，心胸狭窄，难以与人和衷共济。曾因同主官董允闹矛盾，被刘备虚悬起来。杨仪追随诸葛亮之后，与蒋琬同为丞相参军、长史，自以为资格老，才能也超过蒋琬，对不被推当做接班人心怀愤懑，竟后悔统率大军从五丈原撤回时，没能举众投降曹魏，由此可见杨仪德行。

　　诸葛亮临死之前，在军中召开善后会议，让绥军将军杨仪统率主力撤退，由征西大将军魏延断后，如果魏延不听从安排，大军依然按计划撤退，不理会魏延。

　　此时诸葛亮似乎有一些饥不择食，顾不得杨仪的才能、德性和威望，于匆忙中做出不计后果的决定。

　　其实不然，他的临终安排经过了深思熟虑。因为籍别的不同，诸葛亮没有忘记自己以及荆州藉派系的前途命运，自知一死，除过刘禅, 魏延已经没有制约。如果由魏延掌握至为重要的军权，近则会不顾客观现实继续“北伐”，远则会危及荆州籍前途命运，这同自己身后名誉地位密切联系。所以病逝前召开军事会议，排除了首先应该参加的征西大将军、副统帅魏延，只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后撤退安排。让杨仪率领全军秘密撤退令魏延断后。从而为魏延酿造了一樽鸩酒。

　　魏延是毒酒的自饮者。听到诸葛亮病逝杨仪领军撤退的消息，气势汹汹地说道：“丞相虽死，我还在这儿，相府亲属和文官运送灵柩回去安葬，我理当率领诸路大军继续北伐。况且，我魏延是什么人，能让杨仪吆五喝六，给他断后!”同时扣押了传达军令的费祎，胁迫其联名发出截然相反的军令。费祎见大事骤变，借口为魏延说服杨仪交出军权脱身逃回。

　　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军变，虽然不是针对蜀汉政权的谋反，也是针对代帅杨仪的夺权。此时的魏延已十分狂躁。长期遭受排挤打压的怨气怒气，没有因诸葛亮的死亡稍有渲泻，更因安排杨仪领军而恶气攻心，他的这一不寻常做法，犯下三个致命错误。

　　其一，对诸葛亮死后军心士气低落到谷底缺乏清醒估计。本来，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就是穷兵黩武、一意孤行的举措。

　　西蜀小国寡民长期遭受战争水火的蹂躏，苦战厌战反战的情绪由来已久。诸葛亮一死，将士思归情绪潜然隐藏于举哀背后，在此非常背景下，欲再与强大的曹魏交战，已不可能。

　　其二，不懂得军变的特征。军变贵在诡秘而速发，应在条件允许范围内，做得让对方毫无觉察。魏延既同费祎联名签署了军变的命令，就不能放费祎归去，更何况费祎是荆州籍核心人物。应设法赚来杨仪、姜维等，能多赚一个是一个，许进不许出。魏延通过公开诚信的手段实现军事阴谋，已构成一对目的与手段极不相容的矛盾。费祎一走，军事阴谋完全暴露于手握重兵的政敌，魏延失去制人的主动而受制于人了。在杨仪率兵回撤后，军变事实上已经流产。

　　其三，缺乏应变的策略。在军变尚未发动就已失败的情况下，魏延不思改弦更张，居然率领断后部队径先南归，并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褒斜栈道。

　　不夸张地说，魏延已有些歇斯底里，把同杨仪之间争夺军事指挥权，恶化成两支西蜀大军的对立;把诸葛亮退军和自己进军的分歧，公开于全军上下;更把自己摆在全体将士的对立面，士兵们归心似箭，同魏延继续“北伐”的意图尖锐对立。三对矛盾中，魏延都处在孤立地位。所以，在南谷口与杨仪军队相遇发生局部战斗时，魏延率领的部队，知道错误在魏延，所以不肯为他卖命，刚一接触就一哄而散，只留下魏延父子几个。

　　在杨仪、魏延矛盾激化时，惟一能缓解协调的是西蜀朝廷。此前，两人都有表章飞奏，相互指责对方“叛逆”。毫无权力的刘禅，只能听从朝臣的议论。

　　在情况完全不明的时候，群臣本无从盲目表态，稳妥的办法，是命令双方脱离接触，规定出各自的回军路线，先将军队带回汉中再调查处理。然而，良性的处理意见并没有产生。按照陈寿的认识，是因为魏延勇猛过人，骄傲自大，造成同僚敬而远之这一表面和谐，实则过分紧张的关系。紧张关系在关键时候起了作用，西蜀高级官吏董允、蒋琬等，像押宝一样“保仪疑延”。依陈寿眼光，这是西蜀朝堂情绪化处事方式促成的错误判断。

　　蒋琬、董允等长期从政，久历宦海，大事当头，不会愚蠢冲动到这样没有理智的地步，魏延毕竟是西蜀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又领兵在外。

　　如果相信魏延反叛，就应该好言抚慰，将其赚回再处理不迟，没必要打草惊蛇，失去扑捉叛臣的机会。只能是一种可能，就是诸葛亮推荐安置在刘禅身边的这些人物的心胸，比诸葛亮还要狭隘。在关键时刻，狭隘的集团利益障住了他们的视野，蒋琬等人的表态，不过是党同伐异，是出于狭隘的派系利益“保仪疑延”，乘此机将难以驾驭的魏延除掉，从而扫除荆州籍继续掌权的最大障碍。

　　诸葛亮为魏延酿造了一樽鸩酒，魏延又不自觉地端起来一饮而尽，最后的结局已无法改变。魏延被马岱追杀于虎头桥(今汉中市北街十字，有虎头桥遗址)，之后，杨仪又将他“夷灭三族”。

　　魏延杀杨仪是真，叛西蜀是假!魏延要反叛西蜀，没必要向刘禅表奏杨仪“叛逆”，没必要拦截主力归路，而是顺理成章的率军北投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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