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唐朝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以及哲学家，他作为当时的文坛泰斗和古文运动的领袖之一，有着十足的气场。苏轼称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同柳宗元并称为“韩柳”，明代有尊崇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死后，谥号“文”，所以世人也都尊称为韩文公，是“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冠以“文章巨公”还有“百代文宗”的头衔，他在广东被推为“广东古八贤”之一。足见韩愈的无论是生前还是生后，声誉、美誉都是极多的。
韩愈这些声誉和他那积极的政治态度以及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他对古文运动的倡导和“道统”思想的确立。韩愈积极的政治态度令他时常进谏针砭弊端，然而这却也为他招来了一连串的麻烦。公元801年刚过通过铨选，第二年被任命为国子监。韩愈忠于职守，指出了李实的谎言，却被奸臣诬陷，后被贬阳山。还有一次差点要了韩愈性命的就是他谏迎佛骨，劝宪宗焚佛骨来杜绝社会夸张的信佛气势。这让宪宗几乎杀了他，幸得宰相等人的求情，才免除一死被贬到潮州。
韩愈在文学上的建树才是他被后人所铭记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提出了当时浮华无用，而又一味追求工整对仗讲究音律的骈体文，极力主张恢复秦汉时期的古文形式。韩愈认为文章的创作就是为了“明道”，为了表达内容的，内容就是一篇文章的灵魂所在。韩愈不仅提出了诸多的理论，还切身的实践了自己的观念。纵观韩愈的所有散文，甚至是诗歌，都离不开他“明道”的主题。所以后世的学者尊敬韩愈的胆识和才学，都用“文公”称呼于他。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
韩愈奋不顾俗流，是于韩愈处于同一时期而且也是声名显赫的柳宗元对他的评价，这句话源自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在柳宗元眼里，韩愈当时不顾世俗的看法和嘲弄，毅然选择了做会遭受社会讥笑的事，广招门徒教学为师。于是社会上那些庸俗之人果然聚起来说骂韩愈，韩愈也因此得了个狂人的称号。
柳宗元之所以借“韩愈不顾俗流”的事情，写在他给韦中立的书信中，是为了探讨师道一说。所以当时的两大文人对于师道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柳宗元更是赞赏韩愈这样不顾世人的眼光，广招学徒践行自己思想理念的行为。
韩愈之所以能够做到不顾俗流，犯众人的笑侮，和他那刚正的性格分不开。韩愈在政治上就是那种有话直说，直言不讳，也不会忌惮说出的话会给自己带了什么麻烦，甚至是生命危险也不顾。那么韩愈在平时的社会观念上的看法自然也是有话必说的性子，他必定会践行自己的观点，同时也要反驳他人错误的观念。
韩愈曾经给自己的门生李幡写过一篇文章《师说》，文章可以说是韩愈对于自己分不顾俗流的一种回顾。韩愈用深刻有利和极为严谨的语言反驳了当时士大夫们耻于师道的现象，以孔子求学的例子证明了古时就有的求师的做法。韩愈批评了当时社上那些自认为身份高贵，不肯拜师学习的人，并指出应该不因为对方年龄、地位的差别，而耻于求学，真正的学识是要虚心求教才会有的。
韩愈业精于勤
“业精于勤”源自韩愈的《进学解》一文，原句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大致的意思就是，学业和事业一样，是在勤奋和勉励当中日渐精通和旺盛的，然而它们也很容易在极易上瘾的游戏享乐中被荒废和淡忘;良好的道德行为是在平日里沉心静气的思考中，渐渐养成的，不过这也很容易在跟随世俗，对自己要求不严下败坏。
在《进学解》一文中，韩愈做出此句，是为了劝解文中的学生勤奋刻苦地学习，从而能充实自己的学识，才能被群贤毕集的上层所选拔出来治国。之后才好引出学生借由先生本身的不幸境遇来反驳先生先前的一套认识，这是以一种问答的形式来抒发宣泄作者怀才不遇和屡次被贬的不满。
不过韩愈本人却仍是坚守着“业精于勤，荒于嬉”的行为准则，在他的生涯中我们们处处可以看出他的勤奋努力，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由于韩愈自幼就有着扎实的文学功底，所以在其长大后对当时浮华的文风深感忧虑，于是日夜钻研文学，提出重要的古文运动。韩愈根据自身的文学经验，并总结了前人的结果，认为文章还是要以表达内容为重要目的，反对一味追求辞藻华丽的骈文体。
经过韩愈的不懈努力古文运动终于发展起来了，并且影响深远。所以韩愈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正是他业精于勤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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