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儒林外史》，见两个戴方巾的秀才痛打王义安的场面，觉得那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但是透过明朝的法令可以知道，王义安有钱但不是读书人，硬充儒生戴了一顶方巾，那是不合规定的。两个秀才见了先是喝斥他“胡闹”，继而怒从胆边生，“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脸就是一个大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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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朝廷对各色人等的穿着打扮有明确规定，那两个秀才正是由于关心国家大事才有那样的过激行为。这事如果发生在当下，两个读书人大概就克制约束自己了。大凡读书人，绝不是认识几个字就算称职，更不是朝廷说什么就跟着喊叫什么，他要自己思考。但那时大多数读书人放弃了思索，上面说什么是什么，根本不考虑皇帝说的对不对。当然，皇权也不允许别人思考。顾炎武发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的时候，往往不是新朝站稳脚跟之时。此处说句题外话，影视中曾有三国人物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音，太“影视”了，此话最早出自顾炎武的《日知录》，三国人士怎么会提前说出后代的语句?
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颁布的一些法令良莠不齐，常呈现出小农经济狭隘的思想。比如那些有关巾帽的禁令。禁令规定，所有文武官员，除了本等纱帽外，遇到雨天，可以戴雨帽。公差外出，允许戴帽子，入城则不许。将军、力士、校尉、旗军平常只能戴头巾。官下舍人、儒生、吏员及老百姓，平时则只能戴本等的头巾。至于乡村的农夫，可以戴斗笠、蒲笠，并出入市井，而不从事农业的市井小民则不在允许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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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飘摇的传统》)洪武二十五年，朝廷又申明穿靴禁令。规定只有文武百官并同籍父兄、伯叔、弟侄、子婿，及儒士、生员、吏典、知印、承差、钦天监文生、太医院医生、瑜伽僧人、正一教道士、将军、散骑舍人、带刀之人、正伍马军并马军总小旗、教读《大诰》师生等，可以穿靴，但不可以用红色扇面、黑色下桩，以免与内官内使的靴混同。因为一些地区天气寒冷，比如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及南直隶的徐州，允许百姓穿牛皮直缝靴。校尉力士和乐工，当承应差使时可以穿靴，出外则不许。其他庶民百姓，一律不许穿靴，违犯者，处以极刑。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把靴子式样改变以后招摇过市的人不少，如南京五城兵马司就曾查获、严惩过违禁的人员，有一次捉住了38个人，这些人故意更改了靴筒子的样式，做成半截靴、短淙靴，靴里与靴淙一般长，还安上抹口。(《南京刑部志》卷3)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曾一度出现以衣着打扮推断政治身份的可笑行为，说到底仍是朱元璋策略的翻版。有个外国人写过一部书探讨中国历史，他有个问题始终弄不清楚：中国社会历朝历代总是出现至高无上的皇权，为什么没有结构与原先不同的替代品?他这一问，真让人无话可说。几千年前，还是一个小农民的刘邦看见秦始皇出游，羡慕地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则说：“彼可取而代之也。”以后的人虽然没有这样直白地说出来，想法和做法却和他们出乎意料的一致，其中就有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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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影响全国人民，全国人民都有浓烈的皇帝情结，皇权一茬接一茬也就不新鲜，很自然老百姓也就有意无意以皇帝是非为是非。《儒林外史》里的王义安也就很自然被打。
明朝这些等级森严的法律条框，实则是极度封建统治下的缩影。而朱元璋颁布的那些条条规规，某种程度上也是反映了他叫花子出身的那点小农经济狭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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